⊙石蕾 刘钊[长春师范大学,长春 130032]
鲁迅与余华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通过解构血缘秩序来反思封建伦理文化,既体现出作家的文化自觉,又形成了一种时代共振。余华前期通过描写血缘背后虚伪的人情,揭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后期通过探索新型伦理关系中的美好人性,发出了人文精神重建的召唤。两位作家洞察社会文化的努力,为我们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支持。
在古代中国的封建文化伦理中,血缘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从个人的人际关系到家族的伦理关系,乃至延伸到整个封建社会,血缘不仅是其中的逻辑起点,也搭建起了“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成为权力链条、阶级划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封建文化中形成了重血统、轻人本的伦理观念。在家族内部,年长位尊者站在权力话语的制高点上,并且通过血缘这一看似正当的权力传递达到父对子、长对幼的单向度操控,压制幼者的生存空间,簒夺人的个性自由。血缘文化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压制了新事物与新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与文明的进步。“五四”时期,陈独秀、梁启超、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敏锐地觉察到“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将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支点放置到了家族制度中。鲁迅则更尖锐地将血缘伦理置于“国民劣根性”的叙事场域中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