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征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浅析

花凤春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生在现实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特性是“现实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并能够指导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底色。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展开，科学社会主义是兼具科学性、变革性、民族性、人民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现实社会主义，以科学性为理论之智、以变革性为理论之魂、以民族性为理论之根、以人民性为理论之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践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征;中国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判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这深刻说明，中国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创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才很好地在中国场域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还表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和道路选择，我们必然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同时也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22。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矢志不渝地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围绕“现实性”第一特性展开，赓续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变革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的理论指导要求，谱写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绚丽华章。

一、现实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底色

现实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征的第一特性。“现实性”与“理想性”是一组相对概念。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历经五百余年历史，在这漫长的时空里社会主义约有三分之二的历史时间处于空想阶段，直到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方才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學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揭示相较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不仅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思想材料做支撑，更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3]523。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已有的思想材料”，它之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受制于社会生产还不够成熟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们寻找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方法只能从头脑中产生，企图通过思维的理性来设计完善社会制度，因而陷入到纯粹的幻想中。即是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3]528。然而，“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537。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对十九世纪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生产矛盾危机的全面揭露，尤其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推动了“社会主义变成科学”[3]546。因而，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3]547去寻找和发现。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基调便是始终强调要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做出理论建构与理论发展。

根据这一根本理论特性而言，即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首先诞生于西欧发达工业国的历史场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注定要转场进入以农业为基础的东方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适用性也应当优先遵照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做出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的调整，方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现实性”社会主义的理论真谛。俄国十月革命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了实践形态，而且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不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且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发展史[4]。

二、科学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智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在现实性基础上明确它是真理性、正确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萌芽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救亡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从1949到1978年的三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不成熟阶段，多处于“摹仿”阶段，缺乏对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导致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虽有成就但也充满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且也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进入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刻表。

科学性，首先意味着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需要人们不断进行研究的。“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2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推进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下，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形成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形成就在实践中科学发展。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在科学理论层面上，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巨大创新，而且在继承毛泽东同志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明晰了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必然要求具有本国特色。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文件不断赋予其特定内涵，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愈加丰富。

科学性，还意味着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经受得住真理辨明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斗争。”[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下，始终依据现实发展着的中国国情，在真理辨明中不断进行理论与实践碰撞，以彰显自身科学性。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改革的前景难以预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就难以深入研究。如果没有对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的世纪、面对新的建设和发展问题的审时度势，就难以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创造性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这一系列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对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变的科学认知，就难以把握“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科学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之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赓续这一理论特征，自然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理论特征指导下，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素养坚定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反观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背离。“我们都很清楚，苏东地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不正确方面之一是意识形态薄弱，表现为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知识缺乏。”[7]

三、变革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魂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在现实性基础上明确它是富有灵活性、创新性和变革性的理论体系。同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曾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它明确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及时、灵活调整政治策略与目标。

变革性，首先要求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敢于破除思想僵化、反对本本主义。中国改革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性事件就是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的。邓小平表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9]279邓小平很清楚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曲折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在于照搬照抄了经典理论和苏联模式，不懂得根据实际变通，带来了很多问题。邓小平还表示：“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9]1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时刻警惕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习近平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0]

变革性，还要求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敢于破局重生，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理论的源泉是实践，理论对于实践的适应性也要优先依据实践做出判断和调整。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对于在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经典作家没有说过，因而就应当多在干中学，应当拿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决心，敢于进行全新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同时，按照习近平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21世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才能“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1]65。

变革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之魂，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赓续这一理论特征，自然也是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理论特征指导下，始终在守正创新中推动自身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变革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言，就是要求常变常新、常变常稳。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都以毫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原则为前提，进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两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一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也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渐进发展中才能走好改革之路。

四、民族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根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在现实性基础上明确它是富有特色性、主体性和民族性的理论体系。随着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也由原来的理论形态转变为现实制度模式。并随着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脚步，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实现了一国到多国的现实演进，并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要求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民族特征。而对于各个民族国家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又强调必须坚持本国特色、兼顾本民族现实的主体发展诉求。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现实实践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要始终着眼于本国实际，保持本民族主体精神，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特色发展之路。

民族性，首先要求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与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2]对于绵延数千年、具有独特民族价值体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基因。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蓬勃发展，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富含着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例如，中华民族对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追求与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目标紧密相承。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1]115即是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言，它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自然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

民族性，还要求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正确处理本国具体实际问题与外部世界关系。一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始终围绕我国最大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问题展开。“中国的事情必須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13]另一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坚持自身主体性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外部资本主义以及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社会主义历经五百余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一百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四十余年，这既要求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实现对西方国家现实的超越，又要求我们在坚持本国民族性、主体性中充分尊重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民族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赓续这一理论特征，自然也是独具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理论特征指导下，始终明确在发扬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性精神中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贡献中国魅力。当然，要时刻谨记的是，作为主体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4]

五、人民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本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在现实性基础上明确它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本位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为人类而工作，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奋斗初心[15]。《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也是人民性的，在坚定人民立场中要求实现普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

人民性，首先明确了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以人民为本位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率表明，只有尊重、顺应人民的发展诉求和愿望，社会才能稳固，国家才能太平。以人民为本位绝不意味着以某个人或某部分人为本位。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实现社会整体人的公平、正义和平等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位强调的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人民本体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人民中心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始终聚焦于人民本位：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

人民性，还明确了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申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6]。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与人民性一致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性和人民性是“同根”“同性”“同路”的统一关系[17]。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是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言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这不仅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的事业，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之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赓续这一理论特征，自然也是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理论特征指导下，始终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中瞄准人民的现实发展需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依据“以人民中心”精准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共享”发展列入新发展理念之中，这也表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推动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应然追求。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基于国家实际发展状况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展开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关切点和着眼点。

六、小结

正如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深深地扎于现实社会的经济事实中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也深深地扎于中国大地上。科学社会主义以现实性为第一理论特性，不仅解答了在东方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疑难，而且说明了作为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赓续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变革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基本理论特征，这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2]21。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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