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云,贾宗乘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自1992年我国第一个可转债发行至今,我国可转债的发展相较于国外时间较短,经验也较少。此外我国学者对于可转债的研究大多都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国外的宏观环境与我国有很多本质上的差别,所以结合我国自身环境的可转债研究成果较少,而对于可转债的后续条例的研究则更少。本文通过分析一个在可转债市场上停牌的企业在宣告回售后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来为我国学者提供一个较新的立足点去研究可转债对于我国企业的潜在影响。此外,通过分析可转债回售的宣告事件可能会引发的企业绩效变化,为以后遭遇此类情形的企业提供一个参考案例,从而易于制定更为周密的风险规避措施。
根据国内外的现有文献,其研究重点多集中于可转债发行后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而本文所研究的回售宣告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则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结合本文可知如若在企业股价较低时,企业选择下修条例可能是经理层的私利行为。因为相比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大股东与经理层都希望获得更多现金流,而不是更高的每股收益。但这有损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此外,因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1](359),因为债权人只享有稳定的收益但却要承受与股东同样的风险,而股东却可以因自身享受剩余收益索取权,进而大肆捆绑债权人,使其一同承受高风险,自身获得高额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