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海外早期传播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汉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不仅为中国人所使用，还远播海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汉字首先传入与中国邻近的朝鲜、越南和日本。直到明朝，汉字才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汉字在东西方的传播在时间、方式和效果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汉字的传播与中外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汉字传播史也是中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汉字 传播 汉语教育史 汉学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是汉语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形式，是记录华夏文明的“活化石”。汉字不仅为中国人所使用，而且远播海外，推动和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汉字在东方的早期传播

汉字在海外的传播历史悠久，最早传向中国的近邻国家和地区。在汉字文化圈中，朝鲜半岛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与汉文化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进行汉字和汉语教学的国家。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殷末周初，箕子入朝时起，汉语就传入朝鲜半岛。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通过海路、燕国通过陆路与朝鲜半岛进行贸易，铸在这些国家金属货币上的汉字、铭文可能是最早传入朝鲜半岛的汉字。秦汉之交，政局动荡，北方居民迁徙朝鲜，汉字和汉文化必然随着流亡的中国人一同进入朝鲜半岛，很多朝鲜出土文物已经证明这一点。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设立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汉字、汉文化随着机构的设立不可避免地传入朝鲜。东汉初年，中朝之间形成朝贡关系，双方的往来更为频繁，朝鲜人开始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朝鲜的上层人物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汉语及汉字。不过，这一时期，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速度和数量都是有限的。伴随汉文帝的大一统，儒家文化东传，汉字才开始大量传入朝鲜半岛，兴起了朝鲜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借用汉字的高潮，为后来朝鲜半岛汉字、汉文化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高句丽和百济都积极与中国交往。不过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汉语的传播方向自北向南，依次传入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一方面，朝鲜半岛开始参照中国的教育制度，为贵族子弟设立太学，教授儒学。如四世纪高句丽设立了太学，并在各地建立了学校，通过教育进行汉语、汉字的传播。另一方面，372年汉字佛经传到朝鲜，随着佛教东传，僧侣之间的往来也促进了汉字和汉文化的传播。新罗统一朝鲜后，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汉语人才。新罗时代早期的“乡歌”还是用汉字记录的，后来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开始用汉字标记朝鲜语。1443年，由于汉字标记的不便，世宗大王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新的文字系统“训民正音”。

秦始皇时期就有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虽然从文献资料上无法证明徐福一行到达了日本，但是当时已有两条路线可以从朝鲜半岛前往日本列岛。考古发现，绳文时代晚期已有大陆移民进入日本，日本学术界称为“第一批渡来人”。“第二批渡来人”则是在弥生时代的初期到中期。考古资料显示，秦汉之际大量中国人移居日本并带去中国的科技文化，当然，汉字和汉文化也会一并传入，但并无资料证明。有明确证据显示，日本人最初接触汉字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该印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之后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方曾派使节往来。《古事记》记载，公元应神天皇16年（公元285年），日本天皇邀请百济国学者王仁赴日，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在宫廷讲授中国文化典籍。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记录，也是日本有意识地进行汉语教学的开始。日本人大规模使用汉字则是在隋唐时期。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前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和佛教，同时也有中国学者及僧人前往日本，中日交流十分活跃，造就了汉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日本人在缺乏自己文字的时代，对汉字全盘接纳。现存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都是用汉字书写而成。由于作为黏着语的日语和孤立语汉语之间的差异，日本人在汉字使用中存在“言文分离”的冲突，因此，他们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假名和“和字”。日本明治维新后，限制汉字、废除汉字的呼声不时涌现，而保护汉字者则呼吁保护文化、继承传统。在西化过程中，日本还有大量汉字新词语产生。甚至，不少新词语还反向流向中国，并进入汉语词汇。

中越两国交流源远流长，相比朝鲜和日本，越南使用汉字的历史更为长久。考古资料显示，汉字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入越南，在此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汉字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占领岭南地区并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象郡包括了今天越南的中北部。为了对这些地区进行管理，秦始皇向这些郡县派出官员，并迁移了大量中原人，其中包括被貶谪的官吏、罪犯、商人、知识分子等。自此，汉文化开始进入越南。“秦始皇下令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汉字，作为中国的一个郡县的越南地区也不例外。汉字便成为越南历史上使用的第一种文字，汉语也随着中国政治势力和移民的南下而传到了越南。”①公元前204年，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并设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正式封赵佗为南越王，自此南越国归于汉朝的统治之下。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积极推行中原文化，大大推动了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军攻打南越，次年平定南越国后置九郡，设太守，越南北部和中部均在汉朝统治之下。汉朝派出官员直接管理，并与汉朝实行基本相同的政治体制和教育制度，开设学校，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人才得与中州同选”的政策，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使得汉字和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第一个“双语人”士燮的出现更是为汉字和汉语的传播推波助澜。汉字传入古代越南后，同样没有文字的越南人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喃字”，后来成为他们的官方文字，直至沦为法国殖民地。

“从汉字在朝鲜、越南和日本流传及使用的历史来看，到了隋唐时期，东亚地区已开始形成一个以汉字为标志的、在文化上有共同特色的区域，这就是汉字文化圈。”②“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海外传播的结果，同时它的形成会进一步促进汉字在域外的使用与传播。

二、汉字在西方的早期传播

从时间上来看，汉字在欧洲的传播相对于“汉字文化圈”要晚得多。最早，欧洲人对汉语、汉字的认识源于各种游记。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1206年，蒙古国建立，之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建立起蒙古地区到西域的驿道，使得当时的中西陆路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蒙古的西征同时让欧洲社会极为震惊，为了政治和宗教的目的，教皇和国王不断派出使节前往蒙古。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人归国后写下了自己的见闻，在这些行记③中提及的语言文字当为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有不少商人利用新开拓的东西通路东来，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即为其中的代表。马可·波罗的狱友把他的东方之行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描述寥寥数语：“蛮子省拥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但是各地也有自己的方言，就如热那亚人、米兰人和佛罗伦萨人拥有各自的方言一样。这些地方的居民虽然各有自己特殊的语言，但他们彼此还是可以相互了解的。”④书中仅仅提到中国有统一的文字，不同的方言，但并没有对汉字进行任何介绍。

大航海时代，伴随着殖民扩张，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到远东，并逐渐进入中国，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为了宗教传播的目的开始学习汉语，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多方面研究，传教士汉学时代自此开启。

在这段话中，作者门多萨介绍了汉字为象形字，字数6000多个，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书写。书面语和口语不同，各地方言不同，不同地域的人们口语交流往往无法互相理解，不过书面语表达则使用相同的汉字。此外，日本、琉球、苏门答腊、交趾支那等国也使用汉字，并且互相能通过汉字进行交流。另外门多萨还介绍了各种纸张、毛笔等书写工具以及书法家身价颇高的情况。

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印度果阿完成学业后请求赴华。1613年到达南京，在南京传教并研习中文。1638年在果阿完成《大中国志》，并带到葡萄牙。该书根据作者在中国22年的见闻和经历，记述了中国的地理概况、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情况等，书中第六章指出汉语已有超过3700年的历史，汉语有官话和方言之分，有口语、书面语之别，汉语词语的非曲折变化以及谦辞敬语使用广泛，还对汉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汉字历史悠久，字数众多，共有6万，广泛应用于中国及邻近诸国，写法相同，读法各异。还特别介绍了四种字体：“首先是古文（Ancient），这种文字仍保留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知识分子认识它，尽管除了用作代替纹章的印玺和题名外，不再使用。第二种叫做行书（Chincù），最通用，用于文献和书籍印刷。第三种叫做拓白（Taipie），相当于我们书记的手书，不怎么使用，仅用于告示、协约、申请、票据等。第四种和其他的很不相同，既是缩写（这很多），也有字体的不同笔画和形状，需要特别研究才能认识。”⑦另外，作者还指出汉字由笔画构成，并举例说明象形、会意、形声三种造字法，从上到下、从右向左的书写方式，毛笔、纸张等书写工具以及汉字印刷等。该书出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深受欢迎，在中学西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公布中国古代文字的图形，真正对汉字的声调、书写体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基歇尔应该算是第一人。”⑧基歇尔在《中国图说》（1667）中公布了一幅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的手抄临摹本，碑文共1561个汉字，分为29行，每行中有45-60个不等的汉字，并且还对碑文进行了逐字注音和逐字注释。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称该碑文全文“迄今为止，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辨之”。在该书的第六部分，作者首次向欧洲公布中国古代文字的16种类型：“伏羲氏龙书、穗书神农作、凤书少昊作、蝌蚪颛顼作、庆云皇帝帝篆、仓颉鸟迹字、尧因龟出作、史为鸟雀篆、蔡邕飞帛字、作氏笏记文、子韦星宿篆、游造至剪刀、安乐知思幽明心为、暖江锦鳞聚、金错两制也。”⑨此外，作者还谈及汉字的起源、字音、字形与字义等问题。

另一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安文思1640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长达37年之久，1668年用葡萄牙文写就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该书被带回欧洲，20年后被译成法文出版，名为《中国新志》。该书第四章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章节，安文思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汉语语音，对汉字只是简单提及，“汉语和汉字是中国人用高超的技艺创造出来的。汉字多为单音节，数量并不多，如Pa、pe、pi……等”。⑩这里虽然作者说的是汉字，其实指的是音节。不过作者通过po可以有11个汉字写法的例子，指出了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的现象。

全面介绍中国的著述在18世纪达到高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全面详实地记述了中国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在作者自己看来，“《中华帝国全志》在材料的占有量、多样性、可靠性等方面，都将超越此前的许多汉学作品”。11该书出版后轰动欧洲，很快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杂纂》被后世视为“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介绍了汉语的特性、发音及简单的汉语语法。关于汉字，作者只是简单介紹了汉字由六种基本笔画构成、汉字的多意性及汉字数目非常巨大。他指出，汉字总量约有8万之多，只要认识一万个汉字就足以表达思想、阅读相当数量的书籍。一般文人的识字量通常在一万五千到两万字之间，少数博学之士能认识四万个汉字。这个评说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偏离，收录汉字最多的《康熙字典》只有四万七千多字，普通人的识字量现在一般只有几千字。表达思想、阅读书籍的汉字量要求也不会达到一万。

在来华传教士通过自己的见闻和记述介绍中国及汉字的同时，很多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开始学习汉语，编写了很多汉语教材、学习词典等，不少教材、词典等也传到欧洲，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和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前后在中国生活12年，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的著作，被誉为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他亲笔撰写了《中国文法》一书，该书应为欧洲第一部中国语法书，虽然该书没有正式出版，但作者将其留在德国，为欧洲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1703年出版的《华语官话语法》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著作。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也于1728年撰写了《汉语札记》，并寄回欧洲。由于种种原因，该书被搁置图书馆，后来在马礼逊的努力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得以出版。随着传教士汉语学习需求的高涨，特别是新教传教士东来之后，出于汉语学习的需要，他们编写了为数众多的汉语教材、双语字典等等，汉字也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开展逐渐被欧洲人所熟知。

三、汉字在东西方传播的差异

汉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但在东方和西方的传播有着明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播时间差距较大。汉字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邻国，这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古代，国际交流的范围受空间的限制较大。朝鲜、越南因为和中国接壤，通过陆路交通就能到达，汉字和汉文化也最先传入。汉字传入日本最早则要借助朝鲜这一中转站完成，同样是交通原因所致。后来海路发展后，从中国大陆也可以通过海路抵达日本，汉语和汉字就在长崎等港口地区得到较大程度的传播。而歐洲距离中国路途遥远，最早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是通过西域、阿拉伯国家等完成的。直到13世纪以后，双方才有了直接的人员往来，汉字才得以传播到欧洲。相比亚洲汉字圈国家，欧洲人认识汉字的历史晚了一千多年。

其次，传播方式不同。在东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地，汉字的传入是通过移民、中国文献如《千字文》及儒家经典等的传入及官方文件的往来等实现的。汉语的广泛传播则与当地和中国隶属关系的建立或者当地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需求，模仿中国政治教育制度，建立教育机构，开展儒学教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字传入西方最初是通过以传教士为主的来华西人只言片语的记述，后来西人因宗教传播的需求，学习、翻译一些儒家经典、蒙学课本、文学作品等等，并传播到欧洲，特别是为汉语学习而编写的汉语教材、双语字典大大推动了汉语和汉字在欧洲的传播。

最后，传播结果相差悬殊。汉字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在这些国家经历了被直接借用、用汉字表音、借助汉字创制自己民族文字等过程，对他们的语言文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时至今日，这些语言中仍有不少汉字或大量汉语借词存在。更有甚者，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因为对欧洲文化的吸收和接纳，创制了很多汉字新词语，这些新词语经过留日学生传播，反向流向中国并被吸纳，进入现代汉语词汇，如：工业、公园、科学、普通、全国、商店、市场、卫生等等都是常用词。在西方，汉字的影响远远没有这么大。不过，汉字的象形与表意特征，引起17世纪欧洲人的关注，他们认为汉语言文字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并对当时的普遍语言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汉字表意不表音是思维的直接体现，汉字是一种独立于语言的文字，最适合做通用语。另外，一些文学作品如《赵氏孤儿》等流传欧洲被改编为《中国孤儿》产生了轰动效应。同时，中国经典的译介和中国器物的西传，掀起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可否认，其中不乏汉语和汉字的传播与影响，但汉字的影响并非主流。除此之外，汉字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并不太大。

从汉语和汉字的早期海外传播来看，传播缺乏主动意识，虽然汉字在东亚的传播，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但汉字与汉文化并非主动走出去，而是由东亚各国文化上的低势形成的需求所致。向欧洲的传播，不但缺乏主动传播意识，甚至出现禁止传播的情况，如18世纪中期，李侍尧递奏了一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防范外夷规条》，制止中外接触，法宝之一就是设置语言障碍。为此，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阻止中国书籍外流，严禁民人与外夷接触等等，严重阻碍了汉字和汉语言的传播。知史以鉴今，汉字的早期海外传播对当今的汉字和汉语传播不乏借鉴与启示。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立项资助，项目批准号：CCSIC2018-YB24，谨致谢忱。

岳岚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注释」

①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7页。

②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页。

③分别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译者均为耿、何高济，两书均由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④[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⑤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⑥[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3-104页。

⑦[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3页。

⑧邹雅艳：《〈中国图说〉对汉字的研究和认识》，《南开语言学刊》2013年第2期，第137-142页。

⑨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页。

⑩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9页。

11张明明：《〈中华帝国全志〉成书历程试探》，《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第9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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