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阮海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方向。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这个“全面”既意味着经济建设上需要完成硬性指标，也意味着民众在社会心态方面积极健康与稳定的发展。社会心态是国家治理的心理基础，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民众道德伦理观念正处于转型期，家庭—社会—国家成为新的伦理实体。［1］这就需要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思考。基于此，本研究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理论基础探究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以探讨具体的塑造路径。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已有研究

满意度的概念来自于企业，表示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满意度。20世纪末，满意度的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形成政府满意度，即民众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的满意度。伴随学界对政府满意度研究的逐步深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二是中观层面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收入分配、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等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三是微观层面的个体与家庭，如教育、收入、工作等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2］同时，社会发展的演进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起学者对社会心态、社会心理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注意。

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3］社会心态包含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内容，在转型期表现得较为明显。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在研究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

一是将社会心态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刘天俐等将民众个体在社会中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作为自变量，探究这种不满的社会心理对政府履职满意度的影响。［4］周丽等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发现政治信任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5］刘成等将隐性态度作为自变量，将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信任、公平感与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6］同样，朱志玲基于九省九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正向显著影响民众对基层政府工作的评价。［7］

二是将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同时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第三者的影响。吕小康与黄妍将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纳入结构模型中探讨这四个方面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并认为政府正在逐渐重视社会公平感的提高［8］。王俊秀等将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作为解释变量，用来解释其对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9］龚紫钰等构建了农民工获得感的测量指标，主要分为五个维度，即公共服务获得感、社会关系获得感、经济生活获得感、政治参与获得感和价值尊严获得感。［10］其中，公共服务获得感体现了对政府服务的获得与评价，社会关系获得感与价值尊严获得感体现了社会心态方面的内容。

可见，学界对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是研究者无意中缩小了社会心态的范围，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心态包含的社会信任感、社会道德感因素；另一方面是研究者遵循的分析路径受到局限，即多是从社会学与心理学角度看待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没有从政治学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切入。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并探寻具体的塑造路径。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从契约论角度阐明了国家与社会谁为第一位的问题。洛克写道，“我们有理由断定，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11］。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这要求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即“弱国家，强社会”。

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危机，促使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者开始找回国家。“国家干预主义”得到凯恩斯主义的指引；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哲学支持，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特殊领域，是伦理精神的差别阶段，同时它又产生于国家之后，以国家为前提。［12］

我国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在纵向上体现为国家行政机构的建立，即“科层制”的部署；在横向上体现为国家政权部门职能的划分。国家政权在增强其吸取能力、控制能力时受到来自地方的阻碍，出现“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13］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国家政权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曾一度出现“全能主义政府”。“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14］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对立冲突转向互动合作，且二者的互动关系更加密切，国家的社会合法性也由此得以增强［15］，即国家权力较强，社会力量也得到逐步增强，向良性合作趋势发展。

（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总是处于对立的关系，不是“国强社弱”就是“社强国弱”。因此，当代学者提出重新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米格代尔。他在《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中指出：“国家和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能力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处于不断相互适应的过程之中。”［16］57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成分与社会力量在接洽点上的斗争，既削弱了国家力量，也改变了国家。总体看来，他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两者相互构成、相互改变，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递归关系。

米格代尔提出了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型，即完全转型、国家对现存社会力量的吸纳以及社会对现存国家力量的吸纳，这三种模型呈现出国家力量减弱、社会力量增强的特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卷入相互改变的斗争之中。［16］131-132米氏的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可以实现的，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同时，社会是由其他部分所构成的，如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心态、社会强人，呈碎片化状态。在这种分析视角下，如果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的构成部分，将政府满意度视为国家的构成部分，那么，民众个体的社会心态如何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进行互动？个体社会心态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塑造路径是什么呢？

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最终受益者是个人，塑造两者的关系需要纳入公民个体，由此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马克思注意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家庭的信念、市民的信念、家庭的设置和各种社会设置本身，怎样对待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以及怎样同他们发生联系”［17］。基于此，他提出将个人、社会与国家进行有机整合。同时，个人是社会的组成起点，个体势单力薄，难以直接构成“个人—国家”的互动路径，必须借助中间的社会，即“个体—社会”路径、“社会—国家”，最后形成“个人—社会—国家”的塑造路径。无论是市民意识的市民素质（道德素质、文化修养等）还是个体的信念（对社会公平、信任等的看法），都与社会心态相关联。那么，在“个人—社会—国家”路径中社会心态是如何对政府满意度产生影响呢？

（四）研究假设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作用于社会群体产生的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感受与反应［18］，其核心维度包括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社会认同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情绪。［19］社会心态定义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不是个体，定义的是心理层面的认知，而非实体的行为。社会心态具有“晴雨表”的作用，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和信念也可能与对另一事物的态度和信念相关。［20］基于学术界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以及结合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查内容，本研究将社会道德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纳入社会心态的范围。

政治学开创者探讨过“有德性的公民生活”，认为社会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如果缺乏社会积累的道德资源，国家就会丧失德性灵魂，变成一架疯狂的权力机器。［21］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应注重社会公德与个体选择的区别，培育公民的守法意识和全社会的法治精神，弘扬社会公共道德准则［22］，才可能提高政府的满意度。同时，道德可以划分为不同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公德—私德”之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与道德感知［23］，前者称之为社会公德感，后者称之为私人道德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1a：在“社会—国家”路径下，社会公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且社会公德感越强，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

H1b：在“个体—国家”路径下，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且私人道德感越强，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20］。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石。关于社会信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会消除社会的信任。如戈德法布指出，政府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信任会消除社会成员间的信任。［24］郑也夫也持相同的观点［25］。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信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社会信任是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26］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在“社会—国家”路径下，社会信任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且社会信任感越强，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的机会公平原则优于差别原则。两个原则旨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各种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27］平等是国家在吸取社会资源与进行社会资源分配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28］现代民族国家都被赋予文明国家的概念，在于国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社会普遍利益。［29］因此，在“强社会、强国家”模式下，依法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30］，实现公民之间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规则公平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政府满意度。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在“社会—国家”路径下，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社会公平感越高，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

二、研究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共收集10968个有效样本，结合本研究需要，删除无法回答、不适用等样本，剩余样本10869个，为充分利用样本信息，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填充，将该样本命名为“SEM样本”。

在10869个样本中，东部地区样本数最多，占比为40.04%，南方多于北方；在年龄构成上，60岁及以上受访者占比为30.18%，其次是40至49岁，占比为21.06%；在教育水平方面，以小学与初中为主，两者占比分别为23.17%、28.17%；从个人年收入水平来看，以低收入与高收入为主，占比分别为34.78%、26.34%；在户口方面，农业户口有6125个样本，占比为56.35%；在政治面貌方面，以非党员为主。整体而言，样本的特征符合统计学的相关要求，较为科学。

（二）变量选取

1.政府满意度。本文的因变量是政府满意度，学界对政府满意度的测量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纵向的政府层级间的满意度测量，分别测量民众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的满意度；二是横向的政府履职的满意度测量，即对政府公共服务内容的满意度评价。本研究采取第二种方法测量少数民族的政府满意度（见表1），测量内容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安全、执法、环境保护等。选项设置为李克特五级，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赋值时采用反向计分原则，得分越高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

2.社会道德感。作为自变量的社会道德感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测量［31］：一是社会公德感；二是私人道德感。前者测量的是对公共领域的道德态度，后者测量的是私人领域的道德态度。在社会公德感方面，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测量，包括在公众/共场合大声喧哗、吸烟者在非吸烟者面前或附近吸烟、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讲粗话/脏话等。答案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设置，分别是不反感、不太反感、无所谓、比较反感、很反感，得分越高表示社会公德心越强。

在私人道德感方面，设置了六个题目进行测量，分别是“未婚同居”“同性恋”“私下观看色情书刊/音像作品”“嫖妓”“参与迷信活动”“自杀”。答案仍然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设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赋值时采用反向计分原则，得分越高表示私人道德感越强。

3.社会信任感。在政治学上，社会信任感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包含两层关系：一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从13个方面来测量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社会信任感，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13个选项全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来设置，依次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从1～5进行赋值，得分越高表示社会信任感越强。

4.社会公平感。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本研究从机会公平的角度来测量少数民族的社会公平感。问卷从税收、收入分配、教育、社会地位方面进行了测量，答案依次设置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采用反向计分的方式进行赋值，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越强。

（三）研究方法

首先，以社会公德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作为外生潜变量，以政府满意度作为内生潜变量，借助AMOS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1。分析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模型1发现外生潜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再基于“个人—社会”路径、“社会—国家”路径、“个人—社会—国家”路径建立结构方程模型2，探究三条影响路径的具体作用。

三、研究过程与假设检验

（一）结构方程模型1的建立

首先，对“SEM”样本的分量表进行信度系数检验，社会公德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06、0.834、0.877、0.560、0.893。为提高社会公平感量表的信度，根据删除项后的系数提示，将X30删除，信度提高到0.642。其次，对“SEM”样本的总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为0.847，删除X30后的结果为0.849。为提高量表信度，使用删除后的量表进行分析。

在AMOS24.0软件中，以社会公德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作为外生潜变量，以政府满意度作为内生潜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根据模型拟合结果进行修正，删除因子载荷过低的观测变量，分别删除观测变量X24、X26、X27、X28、X29，最后得到结构方程模型1（见图1）。

图1 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1）

表2呈现了结构方程模型1的拟合情况，包括绝对适配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指数。其中卡方自由度比为29.539，这是由于卡方自由度比对样本量较为敏感，本研究的样本量超过1万，导致其数值较大。但是，模型1的RMR值与RMSEA值均符合要求，其他指标也较为理想。因此，总体看来，模型1的拟合情况较好。

表2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情况

表3报告了模型1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外生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各观测变量的CR值均大于1.96，且全部路径均显著。在相关路径方面，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与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德感与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德感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德感与社会公平感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路径显著。这说明外生潜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同时，结合上述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可以进一步探索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以“个人—社会”路径、“社会—政府”路径与“个人—社会—政府”路径作为理论指导建立结构方程模型2（见图2）。

图2 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2）

表3 模型1的路径与潜变量拟合结果表

（二）结构方程模型2的建立与路径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2的拟合结果值见表2，模型2的RMR值为0.027，RMSEA值为0.051，均符合模型相关要求，在综合其他指标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模型2拟合情况较好。

1.研究假设检验

第一，社会道德感的提高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呈负相关，即伴随公民社会道德感的提升，其对政府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影响效应为-0.033（见表4），否定了假设H1a。从米格代尔的角度来看，社会道德感既是社会地方习俗、风情与传统的构成部分，又是国家不断塑造或培育的内容，当两者在一个场域中相遇进行互动时，社会道德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力量的整合作用。因此，社会道德感具有自主性。但是，我国的社会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实现了“政党—国家—社会”的“三位一体”，更多的是互动、协作的关系。［32］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与冲突关系。

社会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同属于心理认知的范畴，可以借鉴期望不一致理论来解释。Olshavsky等人提出期望不一致理论［33］，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顾客在消费产品或服务前会提前预设一个预期期望，消费者会将消费的实际情况与预期期望进行比较，从而评价消费满意度。［34］在这里，公众的社会道德感提高，说明公民对社会道德建设、文明建设等的感知水平提高，希望政府营造更高的社会道德氛围，但当政府所履行的职能或提供的服务低于民众的道德预期时，就会出现预期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也就出现社会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

第二，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影响效应为0.129，公民私人道德感的提高将增加其对政府的满意度，证明了假设H1b。私人道德观念的转变依靠的是政治社会化，政府通过教育、政治活动等形式改变私人的道德观念，树立符合时代、符合文化需求的伦理道德。这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的改变，国家塑造具有统一行为的公民，以期符合其治理要求。私人道德感提高后不仅关注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还需要融入政府建设、社会建设中，从而实现社会价值。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道德观念的发起者、道德行为改变的倡导者、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提供者。因此，伴随公众道德意识的提高，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提高。

第三，社会信任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影响效应为0.126，公民之间信任度的提高将增加其对政府的满意度，证明了假设H2。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信任的构建与区域范围、人际交往、外部环境、文化、符号、仪式、道德宣传等相关，其参与构建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人与组织。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以公权力作为凭借，通过网络、电视、报纸、书籍、广播、宣传栏等途径倡导与建设主流文化价值观，在公民心中树立正确的信任观念，增加了社会资本。国家与社会在构建社会信任的场合中相遇时，国家的力量可以减少社会力量构建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规则成本等。公民对他人信任度的提高，在情感与认识上形成独特的心理效果，公众感知到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对地方政府建设的满意度越高。［35］

第四，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影响效应为0.365，在几个潜变量中影响效应系数最大，公民对社会公平感知越强烈，其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证实了假设H3。从国家构建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权力制定法规、政策、条例等，实现社会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制度公平等，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来看，大部分社会成员希望社会公平，有公平的机会实现自我的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可以通过公平的环境提升社会地位，改变阶层的束缚，也是满足自我需求的一种形式。

2.影响路径分析

第一，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私人道德感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042、0.158，社会公平感对社会信任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136（见表4）。这说明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直接影响其对社会的信任，还通过社会公平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占斌等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个体对高道德水平者存在更高的公平期待。［36］这与伦理道德的解释相符合，道德领域中存在社会公平，个体希望从道德的道义上实现个体或社会的公平，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这个意思。自我道德修养水平上升，在道义上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就会增强，社会越公平，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也会提高。

第二，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私人道德感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德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2、0.095，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德感的影响效应为-0.048。在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不同号的情况下，社会信任感产生遮掩效应（见表5）［37］，即社会信任感遮掩了私人道德感对社会公德感的总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大众之间的社会信任限于狭小的空间范围内，社会信任的延伸性并不明显。

表5 模型2的路径效用结果

第三，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社会公平感对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为0.136、0.365，社会信任感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为0.126。可见，社会公平感对政府满意度不仅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社会信任实现间接影响。社会构成部分之间本身是相互影响的关系，都可以实现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大众之间信任水平的提高，自然也会从心理上减少对地位、财富等造成的不平等感受。社会公平的实现为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当政府以其权力实现社会公平或建立社会信任之后，民众对其满意度也会提高。

第四，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私人道德感对政府满意度、社会公德感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129、0.095，社会公德感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为-0.033。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不同号，社会公德感遮掩了私人道德感对政府满意度的总效

应。上述的期望不一致理论在这里仍然可以解释。个人在私人领域的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其对社会公德的看法也会改变，这种改变与政府的实现不相匹配，于是出现了遮掩效应。因此，社会公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没有实现良好的互动与塑造，这种塑造路径需要改善。

第五，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私人道德感对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158、0.129，社会公平感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0.365。可见，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个体的权利表达能力较弱，在实现其利益诉求时难以取得成功，只能从道德公平的角度进行诉说。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实现了这种诉说，也就与道义上的公平相迎合。

第六，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形成影响路径。私人道德感对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42、0.129，社会信任感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为0.126。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私人道德感的提高会减少其个人主义因素，由自我为中心向自我实现与协调发展转变，由庸俗个人主义向人际和谐、人际信任转变［38］。社会信任状态由政府营造，政府越是提供良好的信任社会，大众之间以及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提升，这种信任会转变成对政府的满意度。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探讨在“个人—社会—政府”塑造路径下民众的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社会公平感（0.365）、私人道德感（0.129）、社会信任感（0.126）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但是，社会公德感（-0.033）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显著作用。这从侧面说明国家与社会在社会公德感上相互构成、相互影响，国家与社会的确是互动的关系。这也说明社会公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良性互动。

二是在“个人—社会”的塑造路径中，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在“社会—国家”的塑造路径中，社会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均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效应。这说明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表现为：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因此，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公平感与社会信任感的桥梁作用。

三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塑造中存在遮掩效应，社会公德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均存在遮掩效应。虽然目前两者的遮掩影响都较小，但是应该对两者加以重视，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基于上述结论，为塑造正常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出发，在社会心态建设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私人道德感的提高是塑造路径的起点，政府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手机客户端、乡村宣传栏、广播等向民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民众的道德认知，推动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变。其次，政府需要注重社会公平建设。在社会公平方面逐渐消除既有的制度壁垒，缩小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平。最后，政府需要加强社会信任建设。一方面建设政府信任，通过宣传教育、政府履职、制度改革、政策执行等增强政府威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建设民众之间的信任度，创造或提供民众可信任的条件，或由基层社区举办各种团体活动，在活动中提高对他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