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勤 于海静 李兵涛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281 个城市的数据,测算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分析我国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分异性和集聚性,进而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CMEM),探究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人力资本效应”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大。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影响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近2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货物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0 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750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08%,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①。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1月发布了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要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可以反映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是否优化,是一个用于衡量贸易质量的指标(戴翔和金碚,2014)。国外曾有研究指出,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多倍于人均GDP 的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当,被称为“Rodrik 悖论”(Hausmann et al.,2007)。国内学者针对“Rodrik 悖论”进行了测度方法的改进,指出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尚未大幅度提升(丁小义和胡双丹,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