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

何昊东

傍晚时路过一片用蓝色铁皮围起来的施工区，母亲说，看啊，这是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从后视镜望去，看到老旧的蓝色路标还有布满裂痕的水泥马路，熟悉的老楼已经变成一地堆积的砖头和竖立的待拆标识。我发觉自己对很多东西都抱着一种迟钝的敏感，这时才觉得自己如此幸运地免去了贫穷，在陌生的城市和冷漠的高楼建筑中有了落脚之地。

母亲说，离开才几年，现在倒成了政府重点改造项目，要建成学区房，房价高得喽。

我对杭州的记忆起源于后半段的童年。新世纪刚开始的那几年，父母抱着野心来到这座南方城市经营生意，我留在老家被长辈照顾。他们总是告诉我，爸爸妈妈等稳定了就接我过去，我从来没有问过期限，因为也没人提起。直到后来我离开那个土生土长的偏僻的村子，搭上前往四百公里外的一辆大巴车时，新的记忆才慢慢呈现出另外一种框架。彼时少不更事，长途大巴坐得人昏昏欲睡，却隐隐有一种期待。这期待随着车窗外越来越多聚拢的车辆和密度更大的楼宇一同变大。我知道喜新厌旧是本能，于是在杭州生活的头几年里，我拼了命地去吮吸这座城市的气息，妄图借此来掩盖自己幼稚观念里那难登大雅之堂的乡村记忆。我甚至开始觉得旧的印象在一个全新的城市里不应该被承接，否则生活将成一团乱麻。

这些念头，在我学会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后愈演愈烈，许多东西都被冠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居民楼群不过是本地人赚钱的工具，一个提供住所，一个需要住所，二者间的关系赤裸又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