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奋斗中

72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崛起。

中国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我们很自豪与祖国同步，度过一段拼搏奋斗的峥嵘岁月。

知青岁月，是我们的一笔财富。

新中国成长过程中，“知青”是一个不可漏掉的标签，它永远留在新中国同龄人的深刻记忆里。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铁路关工委常务副秘书长何松华，出生于1949年3月，是原锦州铁路分局党校常务副校长。“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插队下乡，来到兴城县元台子公社花园大队第5 生产小队当知青。农忙季节每天早晨三四点钟，急急忙忙赶到生产队上早工。早工结束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住处烧火做饭。那时候的针线包是必备的，衣裤坏了，自己缝一缝、补一补。春回大地时跟着驴车马车往地里送粪，播种时社员在前面撒种，我们紧随其后，用双脚趟土踩墒。秋风送爽的日子和社员一起下地割高粱、掰玉米、收豆子、摘棉花、起地瓜。冬季农闲时在马圈里起粪，在生产队大门外粪堆前倒粪。有时也背起竹编粪箕子，到屯子四周捡粪。一个冬天在大队水渠工地挖水渠，能用坏好几把铁锹。我先后担任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政治队长，还光荣参加了县劳模大会。3年的知青岁月，让我接受了一堂深刻的艰苦奋斗思想教育课，受益匪浅。能为祖国繁荣富强奋斗过，我很骄傲。”

1976年，当知青的张乐群（右一）

1988年，燕化公司化工一厂李血荐（右二）参与研发的苯乙烯生产装置胜利投产

范醒华说：“当组织要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当了第一批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我锻炼了筋骨，学习了知识，增进了感情，我还出席了‘上山下乡积代会’。”张乐群也有当知青的经历。“在当知青的日子里，我看到很多乡下的孩子几乎都没读过书。1973年，我放弃了回城，决定扎根农村甘当耕读教师，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

王吉宽说，“1967年，我初中毕业，学习邢燕子回乡务农。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多以后，1969年4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回想起来，和知青在一起奋斗的那段日子，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做新中国的工人，我们很骄傲！

新中国成长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工人，掀起了风风火火的建设热潮，他们为祖国的建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石油基地建设，‘石油工人’是新中国赋予我最美的身份。”1949年2月，李血荐出生于北京。1969年，他高中毕业，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北京燕山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燕化公司”）油品车间当上一名石油化工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石油基地建设。当时，数万名设计、基建和炼油化工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建设工地，展开轰轰烈烈的大会战。1974年，李血荐调往燕化公司改扩建项目，参加我国第一套国外引进30 万吨乙烯和18 万吨高压聚乙烯生产装置（后称“燕化公司化工一厂”）的建设。1987年，他被调入从国外新引进的6 万吨苯乙烯装置项目，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所在工厂于1988年12月生产出合格的苯乙烯产品。

1970年，21 岁的范醒华从乡下返城后，被推荐进了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县（今界首市）化肥厂，当了一名生产化肥的工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的小化肥，主要指碳酸氢铵，人称‘肥田粉’。我知道它的金贵。所以，一想到能为国家粮食生产出力，刺鼻的合成氨味道仿佛没有那么难闻了。”

1988年，马廷起（右）在原沈阳军区某部研究军事通信工作

何松华作为知青返城后，在锦州车站当装卸工。多年来，始终坚持“三个一”精神：“一点也不差，差一点也不行”的小东站精神；“长年一股劲，一心为人民”的新民站精神；“一心扑在线路上，一丝不苟严要求，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孙家工区精神。他从一名装卸工成长为车站团委书记、分局团委书记、原锦州铁路局干部、基层站段党委、分局党校领导。“我是党一手从普通工人中培养起来的一名政治工作干部，当装卸工的日子是我人生的一笔巨大财富。”

1973年，崔芳华婚前就是辽宁省喀左县染织厂一名工人了。“1969年县染织厂到我念书的县一中，招了50 名吃‘大本’的女生。到厂子我进的是准备车间，带我的师傅名叫王海荣，30 多岁，她教得认真，讲得透彻，就如何启动、关闭‘拉条机’边示范、边讲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师傅认真负责，加上我努力上进，使我很快就当上了甲班生产班长、基干民兵班长，并于197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作为随军家属跟随爱人来到吉林省某部队，在一家军人服务社当售货员。1986年，和爱人复员回到家乡，在县五金公司上班，年年被公司、商业局党组织评为优秀党员。1993年，想不到身体出了问题，不得不办了病退手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看着不起眼，但都在新中国发展的乐章中，留下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当兵，是我们那时最光荣的事。

新中国成长过程中，“当兵”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的荣耀，谁家门口上挂有“光荣之家”的牌子，就会引来无数人的羡慕。

天津市和平区的马廷起1969年1月参军入伍，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三等功，获全军通信学术优秀通讯员。他积极献身国防事业，参加中苏珍宝岛战斗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紧急战备任务。“在全军‘炮兵群快速反应’现场会上，成功革新‘战场监视器’‘野战通信车’等项目，并组织现场示范表演，向全军进行推广，获得军队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

“部队是个大熔炉，是所大学校，最能锻炼人，造就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这个出身贫寒，只上过初中的农家子弟不断成长进步。” 1969年4月，王吉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他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艰苦奋斗了9年。在此期间，王吉宽光荣入党，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大红喜报频频寄回家。

“1969年2月27日，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应征入伍，告别家乡，奔赴福建厦门海防前线，被分配到炮兵某团二营部报话班，正式走上了拼搏奋斗之路。”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档案馆馆长李金海说，“由于艰难的生活和求学经历，我不断地鞭笞自己，工作上埋头苦干，军事上勤学苦练，作风上艰苦朴素，没有半点松懈。很快受到军队领导的关注，入伍不到三个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提升为军队干部，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干事，长期在师、团两级政治部门从事新闻、宣传教育工作，多次立功受奖，享受提前晋级。可以说，是这段军旅生活改写了我的人生命运。”

1949年11月，庹立声出生于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太和村，曾是区委宣传部理论科长、党员教育科科长，现在是一名五老党史宣讲员。“高中毕业后，我光荣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兵的第二年因表现突出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刚刚21 岁。我们一家人因此在村里备受尊重。”

为新中国支教，我们很自豪！

新中国成长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有一个“支教”梦，新中国同龄人把这个梦织进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老教师张乐群回忆说：“1977年，邓小平力主改革招生制度，我和很多知青圆了大学梦。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多年来，祖国的繁荣激励他努力读书做人，在不惑之年圆了入党梦，在知天命的岁月里潜心研习，宣传家庭教育，获评“家庭教育园丁”称号。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农场关工委副主任周秀英，曾是一名农场小学党支部书记，见证了农场教育的蝶变。她1963年参加工作，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幼儿园园长、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小学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以实际行动回报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任二连学校负责人时，二连学校多次荣获过管局、农场‘先进单位’；任农场幼儿园园长时，幼儿园多次荣获总局、管局‘一类园所’；任小学党支部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时，所在党支部多次荣获管局、农场‘先进党支部’，自己也多次荣获管局、农场各种荣誉。”

“能为祖国乡村教育出了一份力，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我很骄傲。” 1978年，老校长张余局被乡党委从小学调到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教授初三语文。“我担子变重了，拒绝一切人事应酬，拼命地工作、学习，饱尝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一想到是为党为祖国培养人才，我就全身充满了干劲儿。”1986年，张余局参加县民办教师评优和转正考试，顺利转为公办教师。“1990年，乡党委推荐我到合肥教育学院脱产进修。进修结束后，我回校任校长，带领全校教职工，苦战8年，于1998年通过国家‘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验收。为本乡的教育脱贫，我贡献了全部力量。”

“当一名老师为祖国献计出力，是我无悔的选择。”庹立声退伍回乡后，被充实进教师队伍，相继在马武中心校、涪陵11 中任教。1978年，庹立声参加了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政治系录取，专业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成为当时太和乡的第三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涪陵教育学院任教，然后调任涪陵区社科联秘书长，涪陵区委宣传部理论科长、党员教育科科长，直到退休。

20世纪80年代，周秀英（后排左一）与来自各农场的老师参加教育培训

拓荒，是我们那代人的必选题。

新中国成长过程中，拓荒是一道必选题，兴水利、拓荒野、搞粮食生产等是新中国同龄人引以为傲的事。

1978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为了改变家乡面貌，王吉宽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加入到改革开发的历史潮流。“在兴修水利时，我曾经带头跳进带有冰碴子的河水里堵决口。在绿化荒山时，曾和群众一样吃住在山上半个月。多年的奋斗，终于使桥头镇成为全市闻名的产粮大镇。”现在，王吉宽的家乡，村村道路相通，轿车也开进了农家，特别是学校的变化，和以前比简直天壤之别，教室、宿舍都是楼房，窗明几净，白板、投影仪、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使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看到这些可喜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当年拓荒奋斗太值了！”

崔芳华在拉条机前工作

何松华在锦州铁路电务段深入生产现场

1988年，李金海在县委宣传部工作

马廷起，194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高中毕业后，他积极投入兴修黄河支流——徒骇河工程。“当年河面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人们手推肩挑，掀起‘插红旗’的高潮，这一场面感染了我，主动挑起‘拉纤’繁重任务，每天上上下下跑几十公里的路，得到治理黄河工程委员会的好评。”马廷起回忆说。

在拓荒生产时，王吉宽（中）与村民在一起修河

为了留住文化，我们孜孜不倦。

在新中国成长过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使得一部分新中国同龄人投身文化建设，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胡永良，出生于1949年5月，曾是浙江省海盐县人民剧院专技副研究馆员。他自幼喜爱文艺，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时就任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队长。进入通元镇文化站工作后，更是如鱼得水，组织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采集、编辑民间文学，与当时供职于海盐县文化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余华等共同成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海盐县卷》一书的编委会成员。“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保护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各级非遗名录，如嘉兴灶头画艺术被列入国家级名录，海盐骚子、海盐牌子、五梅花被列入省级名录。” 他与非遗的故事，中央电视台2011年曾专题报道，称他为“非遗守望者”。“保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算是我为祖国作的一点贡献吧！” 胡永良谦逊地说。

胡永良（中）与同行讨论非遗文化

1985年，李金海转业到中共绍兴市上虞县（今上虞区）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部务会议成员，后调任上虞区档案馆任馆长，在即将退休时，受聘于上虞区史志研究室，任《上虞史志》副主编。“我从心底感恩党的培养教育，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越发强烈，决心与时间赛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忽视读书、写作和摄影。我写了许多新闻稿件，拍摄了许多新闻图片，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1983年，范醒华调入界首县（今界首市）委宣传部工作，1993年担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原晚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