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辞赋:不同语境的牛类名物考述

2021-10-19 05:00:58易闻晓
齐鲁学刊 2021年5期

易闻晓

(贵州师范大学 中国诗赋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辞赋,尤其是汉大赋等长篇巨制,具有名物铺陈的广阔空间,草木鱼虫,飞走鳞甲,乃至殊方异物,罕见珍奇,靡不包罗,用资夸饰。牛之为物,所见亦多,对其物类的考释不得不取用经传的资源。但辞赋与经学语境不同,二者对物类的认知和观照也有不同的视角。辞、赋为一,自汉已然。不是赋为“经学附庸”的影响决定论,而是赋为“辞章”的自身特性决定其名物铺陈与经义阐释角度的区别。在赋学研究的取径和基本立场上,坚持赋体自身的本位是十分重要的。对牛之一物及其类属的考释,惟其取用经传的训释,才能认识辞赋与经学之异,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彰显赋学研究的体制本位。

中国古代对牛的驯养,有文献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商朝王亥时代。《世本·作篇》谓“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1](P111),“胲”亦作“亥”,是说相土、王亥驯服牛马,前者发明了马车,后者发明了牛车。相土相传是商汤十一世祖、阏伯(契)之孙,王亥是商国第七任首领、阏伯的六世孙。马车跑得快,常用作战车,牛车则慢,不能驰骋。《史记·平准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P1418)其时财力尚薄,必是厉行节约,因陋就简。《古文苑》有曹操《与杨太尉书》,操杀杨修,又遣使慰劳其父彪,“今赠足下”多物,包括“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章樵注谓“牛,所以驾车者”[3](P181),马则乘骑,表明汉魏时牛车仍然常用。《易·说卦》“坤为牛”惠栋注引郑玄谓“牛者,畜之任重者也”[4](P479),除了耕种,拉车也是重活,汉以后多用牛耕,在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牛与农耕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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