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辉
摘 要:近代工业革命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扩张,致使欧美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生态灾变频繁露头。长于人类文明史研究的民族学,转而关注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当代”问题,探究人类文明史过程中的文化与环境互动学理,最终促成20世纪中叶定名的生态民族学学科的诞生。然而,正当欧美生态民族学如火如荼的研究时,中国刚巧处于劫难的收尾时代,学术思想的除旧布新任重道远。受时局所迫,民族学被冠以“资产阶级学科”而沉寂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才得以开展。这是当代中国特殊历史过程所使然。只有揭开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将其置于“大历史”中去分析,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透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历程及其背后的时代叙事。
关键词:时代叙事;学理逻辑;学术传统;中国化;生态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19 - 19
引 言
如果以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上公开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作为西方民族学学科中国化的开端,那么民族学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纪“老人”。然而,这门学科的中国化历程却举步维艰。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后才定型的生态民族学的中国化历程,更是饱受争议,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数不多的年轻学人,在向老一辈民族学家请教“新进化论”这个生态民族学基础理论之一的问题时,还被“告诫”说,这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学科”,不要轻易去接触,而要多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