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宪(教授/博士)郭建煌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00)
近年来,随着“大智移云”等技术的不断普及,数字化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在为企业提供各类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企业的运营管理带来了风险。面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的新的经济环境,不断健全和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势在必行。内部控制旨在对企业重要经营活动进行自查与及时追踪,合理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日常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及组织的有序运行,提升企业的价值。内部控制有力推进了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不断落实风险控制工作和优化自身经营管理活动,成为企业持续有效运行的机制保障。
现有关于内部控制影响后果的研究文献大多围绕其对企业经营的积极治理效应展开,但少有文献关注内部控制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薪酬水平是与工作投入后的业绩表现相挂钩,而高管群体中超额薪酬问题的出现正是因为违背了正常合理的基于业绩匹配设计的薪酬体系,故而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那么当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提高或者降低时,高管的超额薪酬相应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机制,其能否通过缓解企业风险进而提升高管薪酬契约的合理性,实现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效果?再从内外部监督的互补效应角度来看,基于“监督者假说”的异质性机构投资者能够发挥外部监督职能,那么异质性机构持股对于内部控制影响高管超额薪酬这一过程是否能够发挥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