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差距及形成原因调查

陈全功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少、账面资产少、集体收入少、发展模式和样本村庄少。产生“四少”差距既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也有主观意识不到位和发展基础薄弱客观原因。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理顺体制机制，加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工作，抓好产业发展和制度改革工作，稳定增加集体性收入，设计和执行合理的集体收益分配方案。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

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内容，也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措施。目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还相当薄弱，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较大，成为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短板。

一、与东中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的表现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据农业农村部数据，东部省（市）64.1%的村庄建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35.9%的村庄由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北京和广东100%的村庄建立了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浙江和上海分别只有7个和15个村庄由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但在西部民族地区，村委会代行职能的村与已建成独立经济组织村的比例为65%：35%，内蒙古、宁夏、云南等地超过80%的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建成比例最高的青海省为33.9%，只有三分之一的村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

（二）农村集体账面资产少

目前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账面总额6.5万亿元，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总资产的64.7%、17.7%和17.6%，西部民族八省区占比低于10%。2020年8月笔者调查，大部分乡村反映本村“没有什么集体资产”，多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剩下的未承包林地或荒地，以及原来小学教室和村办公室等非经营性固定资产，村集体账面资产几乎为零。而东中部一些典型村庄，动辄集体资产上百万上千万，集体年收入超过百万。例如江苏常熟市8个乡镇6个街道214个村，2017年村均集体资产就达到680万元，所有村的稳定性收入均超过200万元。

（三）农村集体收入少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19.5万个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庄中，东中西部分别占31.7%、35.2%、43.7%，除西藏外的民族省区共有2.4万多个，占本地区村庄数的36.2%，高于全国比例（35.8%），其中内蒙古6763个占本地区村数的60.3%、青海1933个占本地村数的59.8%，比例排全国第二三位（仅次于河南省的67.6%）。全国当年无经营收益村庄比例较低的主要是东中部省份，如安徽省（6.4%）、广东省（16.9%）、江西省（17.0%）、湖南省（17.0%）、湖北省（19.3%）、江苏省（21.9%）、浙江省（22.6%）。

调查看到，西部民族地区绝大部分乡村没有集体性收入。以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为例，全区81个村中年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有26个，5万元至50万元的18个，5万元以下的37个，分别占村总数的32.1%、22.2%、45.7%。对比江苏苏州市，国土面积小于贵州安顺市，行政村级单位数差不多，2015年该市村级集体经济资产就达到680亿元、平均每个村级单位集体总资产接近40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730多万元，集体收入200万元以下的村（社区）只有128个，仅占全市村级单位总数的9.4%;2019年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达3046亿元，村均收入936万元。

（四）发展模式和样本典型少

近年东中部地区涌现一大批典型乡村，成为全国闻名和宣传推广的示范村和样本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以“统”为特征、追求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村庄，如江苏华西村、河北周家庄乡、黑龙江兴十四村、河南南街村和刘庄村、山西大寨村;第二类是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同时成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村企合一的村庄，如江苏张家港市的永联村、常熟市的梦兰村和蒋巷村、山东邹平市的西王村、龙口市的南山村;第三类是以探索出适宜的、可供推广的发展途径而闻名的乡村，如江浙粤京沪等地物业服务、资产租赁和三产结合型村，以及借助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开发利用集体资源的四川成都郫都区的战旗村、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湖北省京山县的马岭村等，它们以“合作”或“股份”为特征，是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和推广样本。

西部民族地区也有一些比较闻名的乡村，例如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因为一直实行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而被关注，被称为与河北周家庄乡齐名的走集体化道路的“最后的人民公社”。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的塘约村，在村党委的领导下，把分散土地进行流转或入股集中起来，实行合作和规模化经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重建了村级集体经济，被总结为“塘约道路”。这些乡村探索，对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如何重建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从全国宣传和推广的典型村庄数量和比例情况看，西部民族地区的典型集体偏少，并且大多数乡村还处在依靠专项财政资金投入获得集体收入的初级阶段，无法自我创收和自我发展。

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一）没有适应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历史原因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进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各地集體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分化。江浙地区在实行“双层经营”过程中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并进行现代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专业股份合作，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组织体制和经济体制，发展了新型集体经济;如今江浙地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但在西部民族地区，大部分乡村对集体资源和资产进行了承包、转让或出卖，个体家户经济逐步取代了集体经济。土地经营制度改得彻底、集体资产分得彻底、集体组织撤得彻底，这“三个彻底”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村级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