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给乡村振兴的启示

文丨黄金来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乡村建设一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革命与建设绕不过去的核心话题之一，发展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新高潮。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梁漱溟系统地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并付诸于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探索虽然在当时失败了，但是却清楚地回答了乡村建设的发展原因、发展主体、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时下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新审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中提取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资借鉴的方法策略意义重大。

资料图

一、乡村建设理论及探索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梁漱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整体性改造运动，不是局部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运动。他所构建的乡村建设理论是领导力量远离了现有政权的，不依靠现有政权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承认现有政权具有革命性，那么现有政权所主导的社会改造和他将要完成的社会改造内容和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要不与现有政权一道。但是与乡村建设理论相悖的是，自打他将之付诸实践开始，就开始依附于现有政权。从李济深到冯玉祥，再到韩复榘，没有他不恳求呼吁支持的。对于这种现象，他的解释是，沦落到如此田地乃在于乡村运动没有自己的经费，是不得不然如此。既然依靠现有政权，就要为现有政权所用。因之，韩复榘就通过乡农学校收缴苛捐杂税，结果就是民怨沸腾，乡村建设运动就此夭折。

第二点，在梁漱溟看来是农民与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内在性质上是相反的，农民喜静，知识分子喜动；农民保守，知识分子进取。虽然知识分子已经比政府在社会建设上少了许多不必要之事，但是还是达不到农民所要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境地。虽然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与农民相安无事，但是还是超过了农民内在的心理底线。因为几千年下来，农民已经形成了散漫的、保守的习惯，害怕大的变动；而知识分子则要农民在外在上向西方看齐，实现农业机械化、过有团体有组织的生活。这只是梁漱溟的自我解释。其实放到当时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农民身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衣食住行等基本的人权和生存延续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哪还有心思开展这些华而不实的乡村建设运动呢。说华而不实，是因为梁漱溟他们只是在文化教育上努力，而于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延续问题毫无办法解决。所以乡村建设运动为农民所不接受。对此，梁漱溟自己也承认了，他讲到：农民因沉重的税赋所苦，但是我们于此却束手无策；农民需要土地以生存，我们于此也束手无策。农民的要求大部分需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但是我们却没有形成政治力量，或者是我们自己也需要依附现有的政治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就不能真正解决农民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农民抛弃了我们。

梁漱溟自己指出的这两点原因确实是当时理论与实践遇到的困境。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次革命或者改革，不管是成功的也好，还是失败的也好，第一点就是必须要获得当政者的支持。只有当政者才能调动全社会力量力行变革之事。没有当政者作为坚强后盾，革命或者改革必定遭遇失败。第二点就是满足农民的合理要求。就是要通过土地分配、礼乐教化等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获得农民的支持与拥护。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的失败就在于给农民开空头支票而于生存发展无实际举措，因而难逃失败的宿命。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等手段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因而获得了农民阶级的赞成与拥护。

但是这两点原因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梁漱溟把经济原因与文化原因颠倒了位置。古语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所遭遇的迫切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关乎乡村建设运动成败的主要原因。经济问题直接关乎着农民的生死存亡，一切压在身上的苛捐杂税得不到豁免，则农民无一日自由，因之不会去忙碌那些以文教为核心的不切实际的乡村建设事宜。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旧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经济上共建共享，交往关系上注重情理，长于礼俗教化，反躬自省的哲学发达，具有向内用力的特征。西方则与此相反，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阶级矛盾突出，长于集团化、组织化，自然科学知识发达，具有向外用力的特征。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就是因为中国文化里缺少团体文化和科学技术，所以他主张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团体组织文化充实到中国文化里边，希冀建设“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乡村新礼俗社会。而这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农民的迫切要求相差很远。此时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军阀斗争、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等，无暇顾及社会建设，因而乡村建设运动归于失败。换句话说，乡村建设运动要想获得成功，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农民不再有危如累卵之苦。

乡村晨曦（资料图）

二、乡村建设理论蕴含的思想之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思想把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组织架构和文化精髓分析的鞭辟入里，同时借鉴西方文化，提出了富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救民救国方案或实施路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思想要点如下：

（一）提倡“新礼俗”

梁漱溟认为过去的中国靠的是乡约礼俗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也应从构造礼俗入手，但是这个礼俗不同于以往，而是在中国传统礼俗的基础上嵌入西方的团体文化思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长处与西方文化的组织精神长处相结合，形成一种“新乡约”。一是中国文化属于伦理文化，那么新社会建设的方向兼团体与伦理于一身。中国的传统重人治，团体主义重民治，二者虽然矛盾，但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注重精神向上，能够实现少数贤明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配合相结合，达到人治与法治和谐并存的境界。二是中国文化重义务，西方文化重权利，新社会要义务权利并重。他认为中西文化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西方人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经常以自己为中心；中国则不然，处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富有人情味。两者互补融合形成权利义务并重的新文化。三是中国文化讲究尊卑秩序，西方文化注重人人平等。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是并不冲突。理想的新团体组织应该是团体尊重个人，个人也尊重团体，互相尊重，实现一种互为对方考虑的伦理主义。

（二）重视乡校

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梁漱溟把教育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建立了乡学村学，希望通过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启发农民的自觉，尤其是打破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一是实现教育大众化。梁漱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存在的两大弊端：一方面教育是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享受不到，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乡村普遍的愚昧。另一方面教育的实用性不强，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使得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因此，他提出了要实现教育的普及化和应用化，让人人都能接受教育，让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二是建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发端于宋代的“乡约”，由校董会、校长、教员和乡民（学生）四部分构成。其运行机制是校董会是乡村领导，由校董会推选校长负责教育工作，教员则是吸收了西方先进科学的知识分子，学生主要以成年村民为主体部分。新的乡农学校全面服务于乡村，为乡村培养专业人才，解决乡村问题。三是实现教育融合化。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应该是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结合，通过科学教育提升乡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道德教育提升乡村对自身的认识。因为科学知识可以助推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让农业有起色，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但是科学教育顾及不到人情伦理，这就需要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来补充。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是靠道德礼俗维系秩序，失了礼俗，则农民容易走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道路。

（三）弘扬合作精神

梁漱溟希望通过农民联合解决乡村问题。一是农业上要实现合作。他认为中国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要想实现农民的自立与国家经济的独立，只有走合作这一条路。因为合作可以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农业产量的增加与乡村资源的共同支配。他还以丹麦和苏俄为引证，指出丹麦的成功在于农民实现合作，苏俄的成功也从农民合作入手。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不像工业国那样处处充满了竞争，因而更适宜走合作化道路。二是政治上要实现联合。梁漱溟通过比较中西政治的不同，得出了中国政治要实现变革，也需走合作的道路。在他看来，西方人的宗教意识、竞争意识、国家意识深入骨髓，因而团体意识浓厚；中国人偏重理性、自由散漫、重视家庭，因而团体意识缺乏。中国若想实现国家的复兴，抵御住外敌的侵略，必须得政治上实现大联合。三是乡村自治需要联合。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社会，这种社会最重家庭伦理，最重互帮互助，以此推及到大团体，更容易将乡村社会引上自治的道路。因为中国乡村社会本身就蕴含着互帮互助的萌芽，像族产、义庄、义学这些都是合作的雏形。对于新兴的乡村建设事业更需要村民的联合才能成功。

三、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启示

当今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已经稳步展开，正好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力行乡村教育、开展农业合作、重视农民主体作用等。

一是践行“新乡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已经突出强调了“法治”精神，梁漱溟的“新乡约”“新礼俗”正好可以承担起“德治”的角色。当今的乡村社会，伦理精神正在被商业精神一步步抢占阵地，而法治精神里过分突出“个人本位”也使得邻里关系剑拔弩张。结合了东西文化长处的“新礼俗”既强调教化、规范、义务，也重视民主、自由、权利，恰好可以填补法治的空隙。

二是开展乡村教育。乡村振兴战略的扶志与扶智离不开乡村教育的举办推行。新时代的乡村教育可以参考梁漱溟的乡村办学思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一，推动乡村教育普及。让乡村的人都能够上得起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愚昧。其二，加强教育的实用性。乡村教育要以“三农”为立足点，重在向“三农”输入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管理知识，解决农民“靠天收”的难题。其三，吸收新乡贤。把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归乡知识分子纳入到村两委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带动乡村实现快速发展。

三是强调互助合作。首先，实现农民与驻村干部的合作。农民真正了解“三农问题”的痛处，驻村干部富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推动二者实现深度合作，则“三农”前景甚是光明。其次，实现农民互助合作。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单个的农民很难经受得住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推动农民之间互助合作可增加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农业实现稳步发展。第三，建立村务协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讲，众人的事情由众人说了算。新时代的乡村政治要摆脱以往的家长制作风，实现众人平等参与，协商对话解决问题，打破本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