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来西画东渐语境下的人物画浅析

【摘要】 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促成了早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明人物画从中获取了一定的养分，为后世的人物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灵感和构建基础，本文以明末“西画东渐”这一文化交流现象进行论证，分析在“西画东渐”语境下晚明的人物画造型的特色与转变内因，梳理晚明人物画代表画家，以此考察其影响，以点见面，研究探讨晚明的西画东渐以及画家对西方绘画因素作出的回应。

【关键词】 西画东渐;人物画;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8-0093-02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自古有之，但是初期的西画对中国绘画产生的影响收效甚微，晚明 ①以来，西方文明逐步进入中国，并且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传统思想进行了调试，在15-16世纪，随着贸易路线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拓了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路线，16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在欧洲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宗教地位也不断地动摇，传教士们开始致力于国外的教义传播，1557年，葡萄牙人已在澳门活动，以此作为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基地，耶稣会传教士们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以及西方宗教绘画技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道士以图像为主要传教媒介，在中国南部，建立了美术院校，绘制了大量的宗教画，建立了教堂进行传教。

一、晚明西画东渐发展综述

第一，从政治角度来看。明晚期政府控制力减弱，人口流动性增强，皇帝对朝政懈怠，国家机构涣散，文人士大夫报国无门，只能寄情山水和人文，由于皇帝的不作为，导致宦官专权，党争严重官吏贪污腐败十分严重，嘉靖年间，大肆修建道教，导致朝政荒废，军队涣散，清代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写道：“万历末年，怠荒日甚，缺官多不补……观此可见废弛之大概也。” ②由此可见，明晚时期的政治处于一个政府不作为的状态之下，政治动荡，导致边疆不安稳，沿海的海盗和外来侵略者一起联合走私。1557年葡萄牙人已在澳门活动，以此作为重要的传教基地。

明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将西方的宗教文化流传进入中国，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一些精致的圣像画。

利玛窦是西方传教士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为皇帝献上三幅西画，分别是一幅天主像，两幅天主母像。在政治相对懈怠，对外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图像成了传教的重要媒介，“西画东渐”语境下的西方文化逐步在民间和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了相对的认可，西方的油画和铜版画这一时期在民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第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由于政府控制力减弱，人口流动性增强，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商品经济在这时快速发展，从事商业的利润远远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出现了大批的逃荒现象，普通百姓抛弃家舍，远离家乡成了佃佣。明代林希元在《同安林此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于游食者十而五、六。” ③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口的流动性加强，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和文化的传播交流。

晚明的交通干线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北京、南京为主的中心而向外辐射的交通网络，设立的干线驿道，链接全国，对于西画东渐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一定会通过他们的船只运载宗教画、有插图的书籍以及各类版画。” ④

晚明的印刷产业十分兴盛，以盈利为目的的篆刻印刷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切，都为西画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从文化角度来看。晚明的思想相较前朝而言比较开放，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度也相对较好，且文人士大夫由于报国无门，满腔热血只能寄情山水人文，旅游风尚十分流行，但对西画却并不太接受，姜绍文的《无声史诗》中所描绘，国人画师对于西画的工巧端严秀丽，无由措手。且中国百姓对于西画的理解有限，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对于西画的理解会出现一些偏差，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导致中国的文人画家们一开始对于西方绘画还是有一定的抵触心理。

但是由于明代大肆信奉道教，将道教和佛教奉为正统教义，正是因为政府强力将道教和佛教奉为正统的做法，拉开了道教、佛教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使得基督教、天主教得以在民间获得一定的认可，再加上传教士的上下疏通，于是西方的油画和版画在民间得以流传，进一步中国的画家也逐步吸取了西画的特色，开启了一种特殊的“中—欧式”风格。

晚明最成功的西画传播者利玛窦，获得了皇帝的恩准，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士驻地。随着利玛窦一起到来的乔瓦尼·尼科洛绘制了《救世者》 ⑤。与此同时，乔瓦尼·尼科洛带领中国学者赴日本交流绘画，绘制了大量的宗教题材绘画。作为尼科洛的学生之一的倪雅谷，在澳门、南京、北京等地绘制了大量的宗教画。

二、西画东渐语境中的人物画艺术风格体现

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不断努力，晚明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明末的天主教中国教团创始人利玛窦、罗明坚、尼科洛等人，初入中华时充分利用其交往能力，打通上层官员，将西方的宗教文化通过西方绘画艺术展示在了公众视野中，中西方的交流碰撞下促使了“西画东渐”的进程，在人物画艺术风格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方傳教士所带来的人物画，注重形体的准确和结构的严谨。利玛窦带来了油画、铜版画，在他到达中国后，与上层官员和精英分子稳定关系，将西方绘画作品赠送给他们，甚至于得到皇帝的赏识，获得上层社会认可，对明末至清代传统宫廷肖像画带来了冲击，促进了宫廷“西学派”的发展。

陈传席曾评论西方绘画：“西方画讲究形式美、色彩美，视觉冲击力，形式、色彩、视觉都是‘目视’之得。” ⑥西方的绘画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在上层官员、文人精英知识分子、民间得以传播。

以曾鲸的墨骨法为例，其注重形体的准确和结构的严谨。表现出一定的装饰性特色。陈师曾评家曾鲸：“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其法重墨骨而后傅彩，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 ⑦曾鲸的作品吸收了西方的肖像画特色，利用淡墨勾勒出形制，再定形五官，最后以墨晕染、烘染，使得画面人物具有立体感，曾鲸所处的晚明时期正是受到西方繪画和文化冲击的盛期，所以形成了独特的特色，如张庚所说：“写真有二派，一重墨骨，墨骨即成，然后傅彩，一取气色之老少……一略用淡墨钩出五官部分之大意，群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传法。” ⑧这种人物画的绘制特色从其《王时敏像》中便能窥见一 二。

在中西方的碰撞下，国画展现出古拙之感，画面尽可能地消除光影的特色，人物造型表现出一种平面化、装饰性、具有中国趣味的风格。这一绘画风格对于清代外销画影响颇深，“约1800年绘制的制茶组画在表现方法上也非常类似：透视、明暗效果、树木的风格化处理。” ⑨

三、明末以后“西画东渐”所带来的影响

明末以来的“西画东渐”对中国的人物画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清末时期西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文人画家对此的品评也逐步增多，西画也不再局限于宗教题材，使得画家们在艺术创作和思想上得到了一定的借鉴，同时一批又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画家所带来的新的风尚，也进一步促进了“西画东渐”的进程。在绘画的笔墨样式以及表现能力上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对于晚明到清末的人民思想上也带来了新鲜的信息。

陈传席先生在《鹤与鹰——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形容，中国的文化就如同鹤，西方的文化就如同鹰，中西方的文化在互相的碰撞中得到了新的火花。“西画东渐”逐步的本土化，从一开始纯粹的“西画”传播到后期的“东渐”这一过程，便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晶。

总的来说，明末以来“西画东渐”语境下的中国人物画在交流中融合了新的绘画技巧与观念，西画东渐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绘画上的新风，更是当时百姓所期盼的新风尚，直至清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明确“西体中用”的态度，“西画东渐”语境下的人物画创作又一次迎来了新的高潮。

注释：

①晚明时期，一般意义上指1560年至1644年明亡之间，即嘉靖末年、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六朝。

②（清）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页。

③林希元：《通安林次崖先生文集》，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案75》，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58页。

④吕澎：《中国现代美术史·美术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⑤1583年，乔瓦尼·尼科洛绘制的《救世者》可能是西方画家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出自吕澎《中国现代美术史·美术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⑥陈传席：《鹤与鹰——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3页。

⑦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转载《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商务印刷馆2015年版，第517页。

⑧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转载《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商务印刷馆2015年版，第516页。

⑨吕澎：《中国现代美术史·美术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刘路，女，汉族，江苏徐州人，西安美术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西方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