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志,李海海,董建勋
(1.嘉兴学院经济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2.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农村公共服务效率问题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李乐利用2013年-2015年29 省数据,从供给侧视角构建生存保障供给、安全与发展供给、精神文化供给的三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来构建供给侧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范式[1]。蔡阿婷利用2012年- 2016年25 个省份数据,基于DEA—malmquist 指数测度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的农村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效率[2]。邓倚月利用2000年- 2012年湖南省农村公共服务数据,通过数学包络分析分解得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据,以此判断农村公共服务需要提高的方面[3]。冷哲、黄佳民、仲昭朋利用2011年-2013年28 个省级统计数据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4]。
多元化供给模式与服务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有较多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有时出现成本不降、质量不升、公平性缺失等问题[5-7],可以从供应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出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自主组织失灵”现象进行解释[8]。有部分国外学者侧重运用以DEA 为基础的方法来测度公共服务效率,例如Slater Rachel 等认为引入第三方组织确实能提高整体供给效率[9],但是Mallikarjun Sreekanth 等却发现政府补助与公共服务效率呈反向关系[10]。多数国内学者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测度效率,如李燕凌分析公共服务主体满意度时发现农民受教育年限、农民收入、有效灌溉面积等变量对农民满意度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11],但是乐为等却发现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与农村公共产品低效并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