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毓龙 冯伟
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游学”界研究视野的拓展,越来越多的“西游故事”文本被纳入考察范围。这些文本体异性殊,涉及多种文体(类),涵盖多种民族、地域、信仰、媒介系统,极大丰富了《西游记》研究的文献基础,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西游学”的阐释深度与广度。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些文本的讨论基本上仍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命题”的传统框架内展开的。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尤其是“世德堂本”,简称“世本”)为中心;“两个命题”,指“成书问题”与“影响问题”。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此框架内兜兜转转。与之相应,言说者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组织,也都是以“中心”为界,将其归入“前世本”与“后世本”两大阵营,从而赋予其后天阐释的功能性:“前世本”时期的作品,作为用来描述“成书”历史的坐标;“后世本”时期的作品,则被视作印证百回本“影响”结果的注脚。
从言说逻辑的角度看,这种框架思路无疑是清晰的,且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但它其实不符合相关作品生成、传播、互动的真实生态。“前世本”时期的作品,无论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宋元时期的《西游记平话》,抑或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以及其它已知已见的小说、戏曲、说唱、图像,没有哪一部是以帮助“最终形成一部繁本小说”为编创宗旨的,恰恰相反,以上所举每一部文本,都是在其所处时代和文本系统内讲述“西游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后世本”時期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受到小说的直接影响,进而用各自的符号系统去图解、诠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