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灯者

梁爽

第二次看到这辆银灰色的奥迪车，我实在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好奇之心。

它慵懒地卧在村口，在一片落日的余晖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辉，低调奢华、霸气侧漏，却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我对它看了又看，总觉得那不可一世的外壳之下藏匿着叵测的居心。

走过去，把头凑近车窗，里面坐着的竟是孙井然。

看到我，他也愣住了。

然后，我们俩的脸上同时绽放出笑容。我以为他会像从前一样，爆发出嘎嘎的鸭子般的笑声。可是没有，他笑得很好看，声音也不难听。这也正常，一个常在各种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学会管理自己的形象并不是难事。

我问，上周这个时候来我们村的，也是你小子吧？他点头，笑里有些无奈。

我邀他去家里吃晚饭。他说，改天去，快点上车，咱哥俩先去镇上好好喝顿酒。

孙井然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八年了，我们竟第一次见。八年是个什么概念？能读两轮大学本科，当然也能让我们这些曾经生龙活虎、荷尔蒙分泌吱吱作响的青年变成两颊发胖的中年油腻男。

按照世俗的标准，孙井然当属于成功人士。不过在我眼里，那是另一种油腻——他的争名逐利和我的假装佛系都是油腻。

镇上的小饭店里充斥着腐烂浑浊的气味，一如从前。我以为孙井然会嫌弃，他不但没有，反倒有些兴奋。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闻到这种味儿，这就是我当年婚礼的气味，你信不信？我不置可否。当然，他也不需要我回答。我们点了卤菜拼盘、盐水花生和凉拌毛豆，外加一捆雪花纯生。喝着啤酒，聊起学校里的一些陈年往事，还有早已各奔东西的同学，他们有的去了科研机构，有的留校当了老师，有的考了公务员，也有的跑去了美利坚……有的变了，有的没变，当然没变的是凤毛麟角。“變与不变”的话题充斥了整个夜晚，我们一路说着别人，竟对自己只字未提。

我想，孙井然不提自己也许是怕伤到我。毕竟，我毕业后去了一家海边的小电厂，现在又出现在农村。我不去说自己，倒不是有什么自卑，而是觉得乏善可陈。到最后一瓶啤酒见底儿的时候，孙井然打了个酒嗝，说，找个代驾，咱俩再回你们村，运气好说不定能看到萤火虫。

他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随后我们很自然地谈起各自的生活。

说来可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年的兄弟交待自己竟需要一打啤酒垫底儿。喝掉这一打啤酒的时间，也许正是我们从社会身份回归到同学身份所需要的时间——人在江湖飘，免不了把自己层层包裹，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久了便会成为惯性。

惯性，可怕的惯性，我现在的每一天都在与惯性抗衡，搞得精疲力竭。当然，我没把这些说给孙井然听。刚被打破的坚冰是不可能一下子化成一摊水的。

奥迪再次停到村口。孙井然扎紧裤腿，从后备厢里取出捕虫网、玻璃瓶、手电筒和带纱网的防蚊帽，再将手电筒和玻璃瓶放进背包里。

真够专业的。

不瞒你说，兄弟我为了逮只萤火虫差不多把这周边的湖汊子都跑遍了。他一手扛着捕虫网，另一只手搭到我肩膀上，这让我想起以前结伴踢足球时，我俩也常这样。

你现在还踢球吗？我问。

踢个毬啊？真要上场，十分钟都跑不下来。

我笑了，毕业后我也没再踢过球。看来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面对曾经酷爱过的运动，我们显出一样的无力。

快到凼子湖时，才彻底甩掉路灯的光亮，天地间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凼子湖面积不算小，也许过去的大湖很多吧，它才成了人们眼里的凼子，落下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名字。露水还没降下来，脚下的野草已开始变得潮湿，上面落满了大片的月光。我和孙井然同时沉默下来，机械地移动着脚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不忍心让舌头扰了这份难得的静谧。

你们的方言管它叫什么？孙井然突然问我。

什么？

你们那里的方言管萤火虫叫什么？他又问道。

亮亮虫。

不好听，像哄小孩似的，我们老家管它叫“掌灯者”。孙井然笑得有些得意。

有这样的土语？好吧，只能说你们老家的人太有文化了。我半信半疑，不是有意恭维他。

月光之下的凼子湖呈现出一片特别的颜色，不是深蓝，也不是烟灰。我想到一个字——苍，它可以指青色，也可指灰白色，此刻的凼子湖含混了这两种颜色，竟让我觉得有些惊艳。这是在以往任何一个日子里，我不曾见过的。我和孙井然沿着湖岸慢慢地走着，左顾右盼。月光被树梢割碎，洒下零星的亮光。任凭我们瞪得双眼发木，也没看到一星半点属于萤火虫的光亮。我有些颓然，孙井然却不以为然。本来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多数萤火虫在日落后开始出现，晚上八九点钟停止活动，只有少数幼虫才会整晚活动，这也是你两次在黄昏时分看到我的原因。他安慰我。

重新回到村路上，只觉晚风习习。少了行人的夜晚，四处浮动着草木的气息。没有谁提议，我们俩心照不宣地在一座小石桥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为什么一定要逮萤火虫呢？我掏出烟，抽出一支递给他。

孙井然说，抽我的。他的是软中华。我没推辞，把我的黄鹤楼又装回裤兜。

吐出两口烟雾之后，他才说，为了我女儿叮当，她今年五岁。

孙井然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电建公司，常年在外。三年后辞职下海，开起了自己的公司，有了叮当。叮当四岁时，他又离了婚，女儿判给了前妻孟小舟。

孟小舟也是我同学。大学时班上谈恋爱的不少，但毕业后全都劳燕分飞，那时他们俩属于硕果仅存的一对儿。出人意料的是，这枚当年羡煞众人的果实最终还是被现实摔了个稀巴烂。

我和鲁小敏也是特例，不过我们俩现在还没结出果实。

我从来没有想过孟小舟会离开我。比这更糟糕的是，叮当因此认为我是个傻瓜、笨蛋。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回去收拾所剩不多的衣物，叮当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我。当我蹲下来想再抱抱她时，她竟使劲推我的头，一边推一边嚷着，你这个傻瓜笨蛋，只会让我妈妈哭！我不知道孟小舟在背地里掉过多少眼泪，认识她这么多年，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在我们的婚礼上。当时没钱，我们在出租屋旁边的小饭店里举行的婚礼，只摆了六桌。当着家人和同事的面，我说，我会爱她一辈子。结果，我他妈的让她失望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孙井然继续讲道，在电建时常年驻外，孟小舟从来没有过怨言。我曾发誓，有一天不用再驻外了，一定好好陪她，她去哪儿，我跟到哪儿，哪怕是上街买菜逛逛超市。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有了自己的公司，再也不用天南海北地跑，还是没能做到经常陪她。嘴上说是为了生意，说真的，哪有那么多应酬非我不可？我以为有了财富，让她住上大房子，开上好车子，就他妈的功德无量了……

孙井然狠狠地吸了口烟。我忍不住问道，你们还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吗？

孟小舟始终有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这个“武陵人”自以为早就闯进去并据为己有了，其实，无论做过多少记号，再也不会找到入口了，何况那些记号大多已成了她心头的累累伤痕。

孙井然说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孟小舟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当年孙井然能追到她也是打败诸多对手狠下过一番功夫的。孟小舟并非美得惊人，但有种特殊的韵味。她皮肤白，白得晶莹剔透，说话的声音很轻，给人柔情似水的感觉。我总觉得她像个日本女人，看着贤良温顺，骨子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劲道。

叮当呢？孩子现在还排斥你吗？

孙井然嘿嘿笑着，我们的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得感谢萤火虫。提到女儿，孙井然来了兴致，他的话像泄闸的洪水一般滔滔涌出。在他的讲述中，我急速脑补着画面。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们父女俩多在周末相见。为了每周一次珍贵的相聚，孙井然常会琢磨大半个礼拜，考虑着怎么变花样带叮当体验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渐渐地，叮当脸上有了笑容，只是他们之间似乎还隔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孙井然也说不清。

叮当五岁生日那天，孙井然带她去必胜客。吃了一牙儿水果披萨后，叮当问孙井然，你的手机上有萤火虫吗？

你说的是图片，还是游戏？孙井然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在叮当面前，他不敢贸然地说出任何否定的字眼儿，怕被她说“傻瓜笨蛋”。

当然是游戏。叮当用小手捂着嘴巴笑了，两个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孙井然一激灵，心像被马蜂蜇了一般刺痛，太像了！活脱脱迷你版的孟小舟。

在女儿的指挥下，他当即下载了游戏——很简单的一款游戏，只适合学龄前儿童。看着屏幕上缓缓地飞着几只闪烁不停的萤火虫，他心里涌起一阵不悦，这些提着灯笼的精灵被画得肥硕而笨重，蛾子似的。女儿用小小的食指，点住一只萤火虫，拖进屏幕角落的广口瓶，每拖进一只，手机会发出“啵”的一声脆响，同时屏幕上现出一个大大的英文数字，当达到十只时，瓶子便散发出七彩光芒，变得通体透亮。女儿攥起小拳头，使劲往下一拉，嘴里欢快地吐出“耶——！”他不失时机地鼓掌，带着夸张的表情，说，我们的叮当好聪明，真是太棒啦。女儿让他也试试。他用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头假装一阵乱忙活，要么没点牢，要么往瓶子里拖的时候没放准，手机一次次发出“噗、噗”的怪声音，女儿笑得前仰后合，两枚“小月牙儿”变得更弯了。

孙井然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屏幕上是个粉嫩的小人儿，眉眼儿像极了孟小舟。

你沒养过小孩儿不会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只要看到她笑，把心掏给她我都乐意。可惜啊，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原本可以每天拥有的陪伴已经缩水成不到七分之二。

叮当的五官无可挑剔，只是额角处有个指甲大的疤痕。孙井然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用无名指点着那块疤。看到了吧？就是因为这个疤，孟小舟怎么也不肯原谅我。那晚她在家加班赶项目报告，叮当半夜起来上厕所，磕到了洗面池上，血流了一脸。她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歌厅里搂着大奶子小姐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太他妈讽刺了！不要说孟小舟不原谅我，就是我自己也没法原谅自己。

想象着娇小的孟小舟抱着孩子在午夜的寒风里疾奔，又一个人开着车无助地行驶在孤寂的马路上，作为局外人的我都有种想把孙井然大骂一场的冲动。

有一次孟小舟出差，把叮当送到了我那儿。当天夜里，孩子发起了高烧。我手忙脚乱地把一抽屉药倒在地上，估摸着叮当的体重，倒退烧药的手竟止不住地颤抖。像大学时做化学实验一样，我努力让视线与量杯的刻度线保持齐平，力求把误差减小到最小。

孙井然又点着一支烟，透过一团团淡蓝色的烟雾，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烁着亮光。

我真的很讨厌那款游戏，若是把萤火虫从瓶子里拖到野外，我的感觉兴许能好些。那天叮当问我，爸爸，你见过萤火虫吗？当然见过，爸爸小时候，老家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爸爸把捉到的萤火虫装进瓶子带回家放进蚊帐，就像点亮了一盏灯，爸爸的蚊帐就变成了高大的城堡……叮当听得出了神，接着我说，爸爸成了城堡里的王子……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决心要让女儿看看真正的萤火虫。

我完全能理解孙井然的话。在人工照明曾经是一种奢侈的乡下，萤火虫成了自然界里极为宝贵的光。

你一定要自己捉吗？我想起每年七夕节，萤火虫都会成为网上热卖的浪漫礼物，论瓶卖，且价格不菲，于是拿出手机找一家常用的电商平台搜索。很快，便弹出一长串商品信息，1314只报价6570元，999只报价4999元，50只装的也要两三百。我递给孙井然看，他瞟都没瞟一眼。

做生意我可以走捷径，但在这件事上，我坚决不要半点投机取巧。我怕叮当说我傻瓜笨蛋，更怕因此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父亲。

我的脑子里又冒出新的想法，现在很多城市里有萤火虫主题公园，这应该不算投机取巧。

别提了，说起这事我更生气。带叮当去过，孩子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的，别提多高兴，进了公园我们爷儿俩全傻眼了。所谓的萤火虫，是1瓦左右的小LED灯，插满了草坪，风一吹还可以左右摇摆。浪费感情啊！

在他的讲述之中，我们的情绪变得柔软、黏稠起来。若明若暗的烟头在黑夜里闪烁，四周万籁俱寂，只有偶尔的几声虫鸣。

我和孙井然再次走到村口的时候，天边已有隐隐的曦光，仿若淡青色的鸭蛋壳。我们一夜未眠，头发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衣裤也变得有些潮，像两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鸭，还是被注射过吗啡的小鸭，不但没有一丝倦意，反而神采奕奕。孙井然最后的话，让我寻思了好多天。他说，以前恨不得削尖脑袋往上流社会挤，以为可以看到上流社会更多的精髓，譬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结果，看到的正好相反，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

我很想把这话说给鲁小敏听，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会有一大堆话等着我，而我听够了。和孙井然分开后，我对落暮时分有了一种恐惧心理。鲁小敏的电话总是在这个时间段打过来，起初有短暂的问候，再委婉地问起我的复习进度。渐渐地，问候被省略了，“复习”俩字便成了单刀直入。挂断电话，我的心情会无端地沮丧，如果这时邻居家的烟囱恰好冒出袅袅炊烟，我那颗徐徐下坠的心瞬间便会被忧伤灌满。同时，我又渴望它的来临，好去凼子湖周围的野地里走上一遭，我想帮孙井然逮一只萤火虫。

鲁小敏比我低三届，我还没怎么意识到时，在别人眼中她已成了我的女友。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就是她在掌控着我们的感情走向。大四时，我在学通社当新闻组的小组长，新生入学时是我招的她。那天她穿了件白底印红球球的短衫，走路蹦蹦跳跳的，像个萌萌的梅花鹿，讲话时语速极快，仿佛脑子里安装了高速运转的小马达。总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像绝大多数男生一样，喜欢活泼又没有心机的女生。

不知道鲁小敏为什么会喜欢我，她对我的喜欢曾让我感动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雄性激素分泌过剩的人，面皮儿黑，骨骼粗壮，胡茬儿一天不刮就给人一种刚刑满释放的感觉。她能喜欢我，让我确信她拥有一颗与众不同且强大的内心。

我在郊区的一家电厂实习时，周末她倒两次公交车来电厂看我，一下车就奔到路边的黄桷树下狂吐，吐过之后小脸儿惨白惨白的。我心里泛起一阵怜惜，却没有多说什么。我借了同学的安全帽，带她参观电厂的锅炉。她很快便将坐车的不适抛到脑后，小嘴巴叭啦叭啦地讲个不停，我的耳边像架起一挺小型机关枪。

电厂的锅炉有这么高呀，这得有六七十米吧，感觉比二十层楼还要高。这真不是一般的“锅”和“炉”，你们的专业太牛啦！我之前见的最大的锅炉是我妈她们厂洗澡堂里的，一个老头儿填煤就足够了。鲁小敏一边说一边自顾笑着，眼眸里闪烁着星子一样的光。她的话让我想到了老家的父亲。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却对我说过一句极不像从他口中讲出的话。他说，人活着，总应该活出点价值。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把自己拼进了象牙塔，成了村里第一个考进985的大学生。我在村里人的脸上看到了羡慕，在父母的脸上看到了自豪，但那不叫价值。

在鲁小敏的脸上，我却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尽管那份表情里也包含着羡慕和自豪。逻辑好像有些不太对，但我的感觉千真万确。

我把她带到粗粉分离器和细粉分离器之间的平台，告诉她，我们脚下就是煤仓，为了能让煤充分燃烧，煤粉被磨得极细，不会游泳的人掉进去会淹死。鲁小敏一下抱紧了我。我在她耳边说，别怕，有我呢，我在你就不会有事儿。后来无数次回忆，我该是在那个时刻真正爱上她的。我们俩把安全帽推到脑后，在空旷的平台上吻得天昏地暗。

我和鲁小敏的太平日子是在她考上博士那天被打破的。从此，一吵就是两年，车轱辘话被我们如老牛倒嚼一般地重复。

她劝我离开电厂考研究生，和她一起在学校里双宿双飞。以前，鲁小敏向她的亲朋好友提到我的专业时很有几分骄傲，在她眼里，曾经的火电属于“行业豪门”，垄断经营，全员高薪，然而在全球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崛起的当下，火电成了“没落的贵族”。鲁小敏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我们已经看清形势，就应尽早采取行动。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还算满意，不想考什么劳什子的研究生。领导虽未对我青眼有加，却也从未为难过我。下班后，和工友们一起喝喝酒，打打牌，挺好，真的挺好！我为什么要舍弃这挺好的生活？我甚至有些享受这份不孤独的庸俗。我的话激怒了鲁小敏，她的“机关枪”变成了“小钢炮”，醒醒吧，我的饱食终日、刚愎自用的傻男人，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早就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面目变得有些狰狞的鲁小敏，让我不得不对她重新审视。我不愿意考研，正像她所说——时代在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变成“千军万马走钢丝”，更何况知识更新太快，我读书时教科书上的那些机械式仪表，早已在市面上销声匿迹。

那晚又一次激烈的爭吵过后，我们谁也没再说话。她面朝墙背对着我，身体微微地抖动。窗帘没有拉严，微弱的月光从缝隙里钻进来，像在不怀好意地窥探。我起身拉拢窗帘的一瞬间，看到侧身躺着的鲁小敏，身体起伏的曲线像是一座贫瘠的小山，突然觉得有些对不住她。她没有错，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我错了吗？谁能保证读了研究生就一定能有更好的生活？我把手搭在她的腰上，她嘤嘤地哭出了声。我打开灯，扳过她的身子，她的眼泪流成了小溪。她说，我每周来你这里要倒两次车，一个来回就是四次，每次下车都要吐得稀里哗啦。只因为你不愿意去学校看我，你贪恋这间不足十个平方的小宿舍。我们在一起七年了，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承认，鲁小敏遭的这份罪和我有直接关系。她说，这就是爱情，现在该轮到你为我们的爱情做点什么了。我又一次想起父亲的话，突然害怕失去这份价值。

第二天，我便向厂里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孙井然再次联系我，已是半个月以后，我那个无休无止的梦还没到结尾，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兄弟，睡了吧？

我眨了几次眼，才把自己从梦里拽出来。

我想和你说会儿话。

孙井然的声音低沉沙哑，像是来自天外。

还记得大学时物理老师给我们讲过的最速曲线吗？

什么？什么曲线？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怀疑他在梦游。

最速！最速曲线。

我的脑海中先是浮现出那位物理老师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面孔，又想起阶梯教室里可以上下调换位置的两块超大面积的黑板。那些日子，实在太过久远。

在他的反复提示之下，我想起了那个同样久远的实验：斜面上摆着两条轨道，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起点高度和终点高度相同，两个质量、大小一样的小球同时从起点向下滑落……

老师问我们，哪个小球会先到达终点？

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异口同声地喊道，直线！

然而，实验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走曲线的小球反而先到达终点。

孙井然说，我以为自己比很多人聪明，凡事抄近路，走直线，以为那才是捷径，傻瓜呀，实际上，科学家早就证明了……

他似乎喝多了，可我又觉得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清醒。四百多年前，莎翁让哈姆雷特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我自己呢，真想找个能预知未来的人告诉我“考研”这个选择到底是直线，还是曲线。

窗外响着沙沙的雨声，因为信号不好手机产生的杂音也是沙沙的，像一群蚕在天地间贪婪地吞噬着桑叶，像我刚刚被打断的梦，无休无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但也没挂断手机，只是听着沙沙的响声。

在这个乡村里的雨夜，我看到了一直强大的孙井然鲜为人知的一面。然而此刻，我想帮他找萤火虫的冲动却越发强烈。如果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行动起来，我不信寻不到一只小虫！

我的想法得到了孙井然的认同，他很快在班级群里发出了江湖令。

那个平时死寂、只在重大节日偶尔有人冒泡的群一下沸腾了。人真是复杂的动物，可能每个人的心底都还装着点什么吧。孙井然想为女儿捉萤火虫的心愿引发了我们的集体共情。

班长把群名改成了“朗皮里斯”。天知道什么意思，后来通过百度检索才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里提过，这是古希腊人对萤火虫的称呼。我们在群里嘲讽班长的虚张声势，他说古老和神秘有时候能带来好运。

随着群里的热闹不断升级，我的复习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递交辞职书后，车间的工友们请我喝了几顿酒。男人们在一起不能太矫情，很多话说不出口，只有喝酒。最后一次，我不仅把自己喝吐，还喝哭了，就在我们常去的厂门口的小饭店里。车间主任老禇原本要请我去好点的饭店，我拒绝了。吃什么不重要，关键看和谁在一起吃。老禇的眼睛也是红的，不知是情绪使然，还是酒精作祟。他一遍又一遍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尽力了，你小子以后别后悔。我的眼泪流淌得更加汹涌了。

老禇曾找过厂长，软磨硬泡地为我争取到停薪留职的优待。他说，考不上再回来，这儿有一帮兄弟呢。

鲁小敏知道后很生气，摆事实讲道理，逼我谢绝厂里的好意。她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这样给自己留了后路，心里会有依赖，肯定考不上。你还年轻，要勇敢地走出去，要用双脚去丈量生命，而不是蜷缩在斗室的小床上，盯着天花板，像入秋前的蚊子一样等待时代的淘汰。不知道她在哪里看的这些话，我终是被这些毒鸡汤逼到了人生的悬崖之上。

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复习，更为了不做肉欲的囚徒，我选择远离鲁小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那天为我打开家门的是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热气腾腾的女人，无论春夏秋冬，她始终对生活抱有热情。我上大学后，她明显地老了，热气不再四处发散，但仍在头顶上盘旋。可那个太阳西斜的下午，她看到拖着行李箱站在院门口的我，头顶的雾气突然不见了。

晚饭后，父亲和我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摇着缝了布边儿的蒲扇。上大学前，很多个睡前的夜晚都是被我们这样打发掉的。父亲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考研呢？想找个更好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不好吗？也挺好。那瞎折腾个毬？！父亲面带怒色，转身进屋，把我一个人撂在了空落落的院子里。

芸芸众生，谁不是在瞎折腾？我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突然有种冲动，拨通了鲁小敏的电话，我想和她聊聊爱情。电话响了一阵子才被接起，她说正在洗澡，之后要去图书馆占位置赶论文。随即问起我的复习情况——她的话像一种刺激性很强的液体，经过耳膜，徐徐灌进我的食管，酸涩得难以下咽——直到挂断电话，她也没给我一个挑起话头的机会。

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班级群。这个群也确实没让我失望，我又一次发现，我们班人才济济，若是有不知情的人偷偷潜水进群，一定会以为我们曾就读的是生物系。

班上年纪最小的女生被孙井然的父爱感动得诗性大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她说这是《诗经》里的景象，一位思妻心切的戍边男子夜里返乡，为他照明的，是漫山遍野的萤火虫，多美的回家路啊！在她的鼓励之下，孙井然开通了微博。他把自己奔波寻找萤火虫的足迹晒到微博里。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萤火虫为什么消失的大讨论也在进行着。

我们普遍认为，过量的农药、工业污染让对水源有洁癖的萤火虫无处落脚，商业性捕捉则加剧了它们的消失速度。

随着讨论不断深入，我们有了更为悲凉的发现。萤火虫的闪光模式包含许多子参数，雄萤求偶时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雌性交尾，然而，人工照明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以致它们停止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

孙井然在群里信誓旦旦，说他只要一只萤火虫，并且只此一次。

孟小舟也在群里，却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话。

我无意中发现，孙井然的微博里，有个叫“冰蝴蝶”的人对他最为关注。我问孙井然，“冰蝴蝶”会不会是孟小舟？孙井然说他不清楚，但显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或许在心底他已经默默地把她认作是孟小舟。于是，孙井然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出行的半径不断扩大。

终于有一天，我们看到他手举装着萤火虫的玻璃瓶的照片。照片上的孙井然胡子拉碴，头发有些凌乱，但双眼中跳动着火苗一样的亮光。他说他在苏皖交界地段，正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赶往他的城市。每隔半小时，他会向我们播报所在位置，群里所有的人像看现场直播一样追随着他跨越万水千山。微博里，留言最多的还是那个“冰蝴蝶”，她一次又一次地问他到了哪里。

孙井然一路未休未眠。当他赶到自己的城市时，正是周末的傍晚，这个城市最拥堵的时段。而此刻，瓶子里的萤火虫似乎比他还要疲惫。

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

再次打開他的微博，我看到孙井然手捧着瓶子阔步奔跑的图片，银灰色的奥迪被丢在了路边。看到那张因拍得匆忙而有些模糊的照片，我仿佛听到了他脚下的风声，还有他嘎嘎的鸭子般的笑声。

我的眼角有泪滑下。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雨，邻居家的烟囱正笔直地冒出一柱青烟，顶着细雨倔强地升起。

我拨通鲁小敏的电话，没等她开腔，就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想好了，放弃考研！

鲁小敏的声调陡然间提高了，为什么？你这个浑蛋，到底为什么？！

我轻轻地说出四个字，轻得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却像一下子撂下了千斤重担，每个汗毛孔都因此而舒展开，身体由内至外都轻快起来。

话筒里的“为什么”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咆哮，我将手机从耳边拿远，重复道，最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