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城市底层书写

范伊宁　张丽军

作为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坛的重要创作潮流，“底层文学”的出现并非是单纯的文学现象，更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密不可分。随着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底层”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如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与精神困境、下岗工人再就业，等等。目前，“底层文学”由最初的纯苦难叙事正逐渐趋向多元化，作家们密切关注着底层人民因苦难命运而带来的心灵上的变化，思考着造成他们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的深层原因。随着作家们对不同底层人群、不同困境的描写日益精细化，“底层”正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创作背景、一种关注现实人生的写作态度。

“80后”东北作家班宇的新作《缓步》（《收获》2021年第4期）延续了作家一贯的细腻独到的风格，深刻关注同处破碎生活状态之下不同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以中年离异的“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将当下生活与旧时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讲述了“我”离异后独自带女儿生活期间思想观念的变化：“我像一株寄生的植物，无法自给养分，只是日夜低语，将命运与她紧紧相依”。生活的打击导致“我”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有女儿才是“我”前进的动力与希望。作家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父女之间的互动与默契。面对家庭破裂这一重要变故，作家缓步上前，描写了成年人和孩子对内心情绪的控制;通过对复杂人性的准确捕捉，呈现出现代生活中人们情感脆弱或者坚强的多面。路魆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次变形》（《收获》2021年第4期）以魔幻的写作手法，讲述了具有“变形”天赋的“我”的表哥因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从现实世界中消失的悲剧故事。从文学创作手法来看，无论是《庄周梦蝶》《黄粱一梦》，还是《变形记》，“变形”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作家们通过对“变形”的描写传递出作家本人对时代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路魆这篇小说中“我”的表哥可以任意变形，后来，在他准备终结这种杂耍一样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车祸。坐牢后的表哥想要永远变回一个人，过一种现实生活，于是选择了放弃一切变形;然而，出狱后的他却经常因变形而受到别人的关注，为此他常常处在痛苦之中，无奈之下，最终选择了消失。小说借助魔幻的创作表现手法，放大了不被理解、价值得不到肯定、失去自我的现代人的痛苦。除了对个体精神世界和人物命运的关注，生态问题也是近年来作家们书写的一大重点。糖匪在小说《半篇半调》（《收获》2021年第4期）中关注到塑料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以及其对人类自身健康的危害问题。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糖匪的这篇小说融入了科幻小说的元素，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塑料颗粒在进入人体后对人体结构的危害。小说聚焦当下现实生活中网络购物直播现象，以记者“我”实地走访陈可青现在的工作地点作为线索，描写了这座深受塑料污染的小岛上人们的种种怪异行为。岛上居民外貌异常、一系列非正常死亡和“我”上岛后不久身体发生异常等情节，使得小说悬念丛生。后来，“我”经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微塑料沉积”，真相才得以揭开。

小说之美，美在真情。除了对底层人物生存之痛的描寫，作家们在叙写重压之下的底层生活时，还注重努力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帮助底层人民寻找走出精神困境的途径。杨知寒的短篇小说《水漫蓝桥》（《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讲述了一家饭店的主厨、老板娘、学徒等人与一道菜背后的故事。和该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底层身份不同，陈末的小说《亲吻衬衫的裤脚》（《当代》2021年第4期）中，女主人公苏阳曾经是一家知名服装公司的老板娘，后因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才不得已以缝纫为生。作家采用倒叙的方式，通过对苏阳面部表情的多次特写，又通过“我”对苏阳的情感的不断展开，将苏阳遭遇公司破产、丈夫出轨等一系列打击后依然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精神状态呈现了出来，表现出了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姚鄂梅的小说《背风处》（《当代》2021年第4期）关注的是普通工薪阶层、大龄未婚女青年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架构情节，多角度地呈现了大龄未婚女青年魏妤青的情感生活。三十四岁还没结婚的女青年小魏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她极度渴望在这个城市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和美好的感情。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她依然用极大的热情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并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比如，她将老房子翻新，还把不同时节的蔬菜和蔬菜的花作为室内装饰。无论是来到大城市打拼的龙向南兄弟、遭遇失败落入底层的苏阳，还是普通的工薪一族小魏，他们在面对生活的重压之时，都选择了鼓足勇气奋勇向前，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在“佛系”“丧文化”“宅文化”流行的当下，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剂精神上的“强心针”。

在现代化的潮流之下，不论是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传统的农业、工业、手工业等行业，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段时间里，“现代化”几乎等同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李铁的中篇小说《手工》（《十月》2021年第4期），书写了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浪潮对传统手工制造业的冲击。作品描写了时代发展变迁之下工业技术的革新，以及钳工高手“大把”巩凡人和其徒弟们的人生经历，作品既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又兼有个体细腻的情感呈现。相较于现代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传统手工业在生产能力上显然是落伍的，但是，这种“匠人精神”在追求快、追求高收益的时代却显得弥足珍贵。不仅局限于工业题材，当前，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书写，仍是许多作家创作的重要方向。许多优秀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过有关进城农民的文学形象，无论是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陈应松《太平狗》中的程大种、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等进城农民，还是蔡东等一批年轻作家笔下的“城市新移民”，作家们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进城农民形象，对进城农民的进城原因、遭遇、心理波动与价值观念变化等，做了大量书写。胡学文的新作《跳鲤》（《花城》2021年第4期）讲述了在农村包地种菜的夫妻俩遭遇严重亏损后进城打工的故事。在这篇书写底层的小说中，作家不仅关注到了进城农民对于金钱和物质的渴望，还关注到了他们在面临金钱诱惑和情感底线遭遇挑战时的复杂心理，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书写了进城农民的困惑与压力。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作家们除了对乡村社会问题持续加以关注与描写，对县城、乡镇的关注也日益增多。这种现象，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乡土中国”正逐渐成为“乡镇中国”;另一方面也因为“80后”“90后”等一批作家的成长背景和老一辈作家们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创作之初就有了很多乡镇甚至城市生活的体验。同样是书写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蔡东、双雪涛、班宇等作家笔下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关注重点明显和前辈作家们不同，他们更加倾向于对个体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2021年第3期的《钟山》上，孙频的中篇小说《诸神的北方》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别样的北方县城生活图景。在正式阅读文本前，小说的题目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诸神的黄昏”这一名词。在北欧神话体系中，“诸神的黄昏”是预言末世的一则神话，讲述了在诸神与巨人的冲突战争中，旧世界毁灭、新世界再次建立的神话故事。小说立足于中国北方县城的各种民间习俗与鬼神传说，书写了在县城这一特殊空间里，新旧事物交替、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理念并存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首先，小说关注到了现实生活中县城在城市化建设中的独特性。“县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常常既有城市的特征，也有乡土性的一面。就像孙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从建筑风格上就能够明显感受到城市化进程在县城中留存的痕迹，比如，县城里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日渐荒芜的老胡同、九十年代的废弃工厂、古代的寺庙戏台以及县城边上的农田，等等。这些带有时代特点的建筑物打破了时空，反映出县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痕迹以及现代性、乡土性并存的现实境况;其次，作家还注意到县城人民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传统保守的一面。小说通过对县城居民日常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描写，比如祭土、搬家时的祭神、扫墓烧纸、求雨以及中秋节供月神等，表现出县城里老一辈的居民们一边接受现代生活方式，一边还保留着既往的习俗与价值理念的状态;再者，作者同样关注到现代化建设给县城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县城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空巢老人”等。在对现实的剖析与反思之外，小说中最为打动读者的是作家对亲情的细致描写，呈现出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下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现状。小说中，外婆和母亲之间双向的爱虽然不常宣之于口，却在细微处得以体现，比如，小说中患有痴呆症的外婆逐渐忘记了许多人和事，却始终记得女儿幼时的爱好习惯，在偶尔清醒时哭诉着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担心……小说中这些看似平淡的细节，道出了中国人表达爱的独特方式，真实而又动人，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在老人们不断遗忘、离去，年轻人流向更大城市的今天，城市化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刘震云在2021年第4期的《花城》上发表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同样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一日三秋》是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再次用“一句頂一万句”式的语言风格进行的一次创作尝试。小说充分利用了延津地区“花二娘”的民间传说，围绕陈长杰、李延生、樱桃等人物展开情节，展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一地鸡毛”。在刘震云本人看来，这部小说“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作家既写出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辛苦，又通过对延津人幽默特质的书写，呈现出了生命的韧性，以及“笑话”背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目前该小说已经出版单行本，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一日三秋》“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小说形式实验”（张旭东语），“有中国人最具根性、最深的经验和情感”（李敬泽语），其中的丰富内涵和语言韵味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无论是对底层人物物质与精神世界双重困顿的书写，还是对个体生命不屈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的发掘，都体现出了作家自身的责任担当。但是，在当下诸多“底层”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看到许多不足，比如，某些作品中作家代言性太强、对城市底层书写还不够多元等。在城市化建设步履不断加快的今天，文学创作除了应继续对乡村社会发展予以足够的关注之外，也应该关注到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加深的城市，不断书写城市底层的新群体与新困境，从而让我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当下性与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