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自10世纪下叶开始,儒家经籍和文人学士文集的出版开始采用雕版印刷技术,从此往后的千年左右,木板书籍成为华夏文化学术的主要传播和传承方式。

宋景德二年(1005)五月初一,祭酒邢昺(932—1010)在宋真宗检视国子监时奏言:“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者多矣,乃儒者逢时之幸也。”
苏轼(1037—1101)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也说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从儒生幸而得书,忙不迭地手抄笔录,到儒家经、史、义疏及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甚至士庶之家不乏典籍收藏者,邵、邢、苏三人接续见证了雕版印书在当时社会的应用实况,以及这一新事物带给当日读书人和藏书家的划时代之便。




蒙古太宗四年(1232)有令于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今北京)设置“编修所”,据《元史·耶律楚材传》云:“由是文治兴焉。”但这些金、元代刊刻的书籍,遭遇后来的战乱兵火幸存者极少。


史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十一月,朱元璋(1328—1398)“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李恪等谕其民,徙者,验丁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