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寿州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周光云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1960年2月寿州窑遗址被发现和确认，开启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寿州窑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学界对寿州窑的关注从自发走向自觉，展开了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其中，既有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又有学术专著和立项课题，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为寿州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学理支撑。由淮南师范学院和安徽省设计家协会共同主办的2019年寿州窑陶瓷文化学术论坛的召开，更是将寿州窑的研究从文化自觉推向文化自信，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相较于寿州窑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其它同时期窑口的研究成果，寿州窑的理论研究仍显薄弱与不足，这也与寿州窑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内在需要和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亟待学界改变这种现状。本研究主要以2000～2020年间收录于CNKI数据库中的寿州窑相关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学的原理、方法及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7.R3版本），对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回顾，从中总结评述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寿州窑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以期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传承保护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为数据源，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主题检索词为“寿州窑”，发表时间设置为2000至2020年，共检索到82条数据。经人工筛选剔除重复和非学术研究性、内容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可用文献67篇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数据样本采集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

（二）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Excel和CiteSpace软件，对近二十年寿州窑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分析与讨论。其中，CiteSpace是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一种科学文献分析工具，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Chaomei Chen)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它的突出优势在于可以将海量文献数据转化成具有可解读性的网络知识图谱，可视化地呈现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热点话题以及演化趋势［1］(P1-3)。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分析寿州窑研究文献的发表年份、作者、机构、来源期刊和基金项目等分布情况，对寿州窑近二十年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回顾，再结合关键词与文献具体内容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梳理寿州窑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

（一）文献数量统计与年度分布

通过分析某一学科或主题的研究成果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关系，可以了解该学科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2］。图1显示了寿州窑研究不同年份发表文献的数量及趋势。首先，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20年间发文量形成前低后高的上升趋势，前半段发文量属于零星偶发，而后半段发文量呈波浪式递增，一直保持相对高的发文量。其次，从阶段性发展来看，寿州窑研究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0年）属于初步探索期，此10年间的发文量为4篇，年均仅为0.4篇，说明该领域当时在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度较低，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和兴趣。虽然在同时期省内的新闻、报纸、电视等传媒均对其有所涉及，但主要是关于寿州窑黄釉瓷产品复烧成功的新闻报道。第二阶段（2011～2020年）属于快速发展期，这10年间发表论文63篇，年均6.3篇。除个别年份外，年发文量明显增长，且保持整体稳定，说明寿州窑研究此时段受到了国内学术界持续的关注，尤其是2017年以后。很明显，2010年是寿州窑研究变化的分水岭，是关键节点。前后10年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其中原因较多，而且涉及多方面，但定与2010年寿州窑陶瓷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密不可分。在国家和政府的倡导下，自2004年中国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逐步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公布各级遗产保护名录和传承人保护名录，这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利用、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非遗保护实践需要，学术界对该研究领域逐步重视，发文量明显增加，发文质量也在日益提升。

图1 寿州窑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2000～2020年）

（二）文献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

经检索与统计，我们发现67篇文献共涉及60位作者，来自于31家研究机构。其中由作者独自撰写的文献50篇，占比75%，2人及以上参与合作完成的文献17篇，占比25%，这些作者分别任职于高等院校、各级博物馆、文物考古所、企业等不同性质的机构。从机构类别比例与发文数量比例来看，高等院校占比最高，达60%，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军；文博单位占比22%，是研究寿州窑的重要参与者，尤其在古寿州窑研究方面；其它机构占比较少。从作者分布地域来看，不论是高校还是文博单位的作者，他们大都来自安徽省内，而且主要在皖北，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也呈现出同样的情况。

通过CiteSpace软件可以生成作者共现图谱（图2）和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图3）。图谱中节点和文字的大小代表它们在共现网络中所具有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节点和文字越大，说明该节点出现的频次越高，发文量越大；节点交叉处连线的多少体现了它们在共现网络中参与的合作程度，节点处连线越多，合作关系越紧密［3］。从作者共现图谱来看，陶治强发文量最多（9篇），其次是郑晴晴、高峰、秦厚威、姜丽、周光云，除少数作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其余大部分的合作网络较为松散。从研究机构共现图谱来看，发文量最多的是淮南市博物馆（11篇），其次是淮南师范学院和安徽大学（各7篇），蚌埠学院、皖西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发文量都在2篇及以上，其它机构都是1篇。2个及以上机构合作发表的论文仅有4篇，占比6%，这反映出当前研究机构间的关联度、合作度都很低。除了省内的研究机构之外，省外的有福州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参与其中。

图2 寿州窑研究文献作者共现图谱

图3 寿州窑研究文献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三）文献来源分布

文献来源是指检索文献发表的出处，是反映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4］。经统计，67篇寿州窑研究文献包括两种形式：期刊和硕士论文。由表1可知，寿州窑研究文献来源主要是期刊，有65篇，占比高达97%。其中，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文物鉴定与鉴赏》（9篇），占比13%；其次是《淮南师范学学报》（5篇），载文2～3篇的期刊有10种，44%的期刊载文仅1篇。从文献来源性质看，大学学报类期刊居首位，有17种，占比40%，而且集中在皖北高校学报；文物鉴赏类期刊8种，陶瓷类期刊4种。从文献来源收录数据库情况来看，寿州窑研究成果仅有3篇文献载于核心期刊，占样本总量的4.5%。总的来说，寿州窑研究文献来源以期刊为主，尤以大学学报、收藏鉴赏类期刊载文最多，成为成果发表的主渠道。而成果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数量则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该研究领域的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亟待进一步加强。

表1 2000～2020年寿州窑研究文献来源统计一览表

（四）项目基金分布

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寿州窑研究文献中的项目基金资助情况，登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艺术基金、安徽省教育厅以及相关高校网站追溯立项课题基本信息，排除非寿州窑研究相关主题后，统计得到2009～2020年寿州窑立项课题表。由表2可知，寿州窑研究项目起步相对较晚，在2000～2008年期间没有相关课题的立项，从2009年开始才有相关课题立项，之后逐年增加，目前所能查询到的有关项目共有14个。从课题的研究内容来看，对策性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较少；器物研究较多、人物关注较少；唐代研究较多、当代关注较少；从课题的研究方法来看，理论分析类较多，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类较少。从研究的层次来看，国家级课题，目前仅有1项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省部级课题有3项，厅级有6项。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淮河流域民间陶瓷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和“淮河流域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都给予了寿州窑不同程度的关注，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篇。总的来看，近年来寿州窑研究的立项课题，不论是层次还是数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在做好现有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升立项课题的层次，争取更多的研究资源和发展机会，深化和拓展寿州窑研究仍是学界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表2 2009～2020年以寿州窑为主题的立项课题统计一览表

（五）关键词与研究内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信息的高度凝炼，是能直接反映研究主题信息特征的词汇和短语，是文章的核心要义和主旨所在。通过分析某一研究领域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的集合，可以得到该领域的关注热点和演进态势。为了使寿州窑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更好地反映文献内容，首先对与之相关的同义、近似关键词进行合并，同时将内容指向性不明的关键词予以排除；然后运用CiteSpace软件构建寿州窑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和关键词时区图（图5）；再结合对文献的内容分析，梳理出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发展脉络和关注热点。

图4 2000～2020年寿州窑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5 2000～2020年寿州窑研究文献关键词时区图

1.“唐代”是寿州窑研究一直关注的时间点

学者研究寿州窑通常有三个时间视点：一是古代。主要是指对隋唐时期的寿州窑进行相关研究；二是当代。主要是指本世纪初我国非遗保护工程兴起之后开展的寿州窑研究；三是将寿州窑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链，将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勾连起来加以研究。在近二十年中，“唐代”是寿州窑研究最早的时间切入点，而且一直都是重要的时间关注点，至今依然如此。不一样的是，2000年之前寿州窑研究的视点全部在古代部分，但从2011年开始，有学者从学理层面探讨寿州窑当代的传承与创新，近年来更是逐步形成了寿州窑古代与当代研究视点并进的格局。

2.“黄釉瓷”是寿州窑研究的热点议题

寿州窑的釉色有黄釉、青釉、黑釉和绛红色釉，其中以黄釉瓷著称于世。陆羽《茶经》中就有“寿州瓷黄”记载，黄釉瓷成为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话题。研究者最初从材料学角度探究黄釉瓷、黑釉瓷的化学成分、烧成温度，从收藏鉴赏角度分析黄釉瓷的历史地位、风格特征、艺术魅力，从制瓷工艺的创新性、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角度探讨黄釉瓷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有研究者将黄釉瓷器的整体风格、釉色、纹饰与唐代两淮地区的社会状况进行关联分析，认为黄釉瓷的创造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因素［5］。也有研究者将寿州窑置于淮河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究黄釉瓷器型、装饰特征与唐代淮河地区文化特色的联系［6］。寿州窑黄釉瓷的研究视角从材料、工艺到审美、鉴赏再到社会、文化，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不断深化、更新着人们的认知。

3.“器物”是寿州窑研究尤为重要的着力点

陶瓷器物不仅是制作者思想观念物化的载体，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综合产物。寿州窑器物的研究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从造型、装饰、工艺到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关注较多的关键词有“瓷枕”“绞胎”“化妆土”“瓷器”“文化内涵”等，而“瓷枕”是寿州窑产品中形态变化最为多样、釉色纹饰最为美观的品类，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7］(P1-2)。从关注点的演进来看，研究者早期多关注化妆土、瓷器、瓷枕等器物及其工艺。近几年研究者多关注器物背后的社会状况、文化内涵，这反映出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寿州窑器物的表层，希望可以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寿州窑研究。虽然这种突破仍然非常有限，但寿州窑研究在不断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4.“保护”是近些年寿州窑研究愈发重视的切入点

尽管2005年淮南市政协就关注寿州窑遗址保护［8］，但直到2010年寿州窑陶瓷制作技艺列入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寿州窑保护研究才逐步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2011年朱志航提出保护传承人是传承之首，创新发展是必由之路［9］，2014年陈静提出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10］，之后相关学者陆续提出 “产业化”［11］“定制化”［12］“数字化”［13］“文化生态”［14］“活态传承”［15］“生活再生［16］”以及融地域文化特色于创新产品设计等保护策略［17］，强调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播。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利用高校平台的科研、教学资源及优势，将非遗文化传承与高校艺术教育相结合，实现寿州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18］。

总的来说，寿州窑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寿州窑器物本体的研究，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器物造型、装饰、釉色、工艺、特征、风格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分析；二是寿州窑的当代价值以及在当下社会境遇中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寿州窑文化，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三、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2000～2020年寿州窑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皖北高等院校和文博单位的学者，在寿州窑研究领域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和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为寿州窑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从定量分析和客观角度来看，寿州窑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和提高之处。

（一）研究现状述评

1.重历史轻现实

目前学者对寿州窑研究的时限多设置于“唐代”，67篇文献中有42篇将研究时间聚焦在唐代，包括唐中期、隋唐、唐宋等时期，占比达63%。而涉及当代的有25篇，仅占37%，这说明研究者对于古代寿州窑历史更关注，更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注当代的25篇文献中，有16篇发表于近五年，占比64%，这说明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和关注寿州窑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重视古代寿州窑研究的相关成果仍然占据明显的优势。事实上，探讨与解决当代寿州窑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应该基于更多的研究与实践，尤其是要将古今两个时间维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思考。

2.重器物轻人物

寿州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陶瓷器物本身，着重探讨器物的分类、造型、釉色、工艺、材料以及与器物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特性分析；另一方面是关于传承与发展，聚焦于陶瓷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继承与弘扬，探讨如何使之重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瓷是人思想观念物化的载体，它的制作生产离不开人，人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起着核心作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围绕着器物展开，而对于当中的人，尤其是一线的传承人，关注的太少，目前尚未有文献以寿州窑陶瓷制作传承人为主题。部分文献虽提及传承人对保护寿州窑文化至关重要，也提出了一些策略，但缺乏深入、系统、持续的研究。

3.重个人轻团队

在67篇文献中，独撰论文50篇，合作论文17篇，这些文献来自31个研究机构，但涉及两个及以上合作机构的研究成果仅有4篇。寿州窑的研究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着重关注古代寿州窑器物的鉴定与赏析；另一类是高校教师，多有艺术学科背景，主要关注寿州窑陶瓷器物的创新设计、文化生态、艺术风格以及传承保护。从数理统计情况来看，学者之间的合作度不高，协作也不紧密，机构之间的合作更是鲜见，不能形成研究合力，致使学者各自为阵、各自为战，跨学科、跨专业的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很少，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难以助推寿州窑研究的深化。此外，传承人也是研究闭环中不可或缺的，理应纳入研究团队，不然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学理研究无法有效指导艺术实践生产活动。

4.重应用轻基础

古代寿州窑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丰富的成果，与寿州窑遗址的发现、调查、发掘密切相关。而当代寿州窑研究往往集中于非遗视角的传承与保护策略制定，策略制定固然重要，但应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现实情况是，多数策略的制定主要是基于作者的相关经验和逻辑推理，很少有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的“现场”去做全面、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没有大量基础的或原始的资料，就不能客观地分析寿州窑目前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也就难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的策略成果，从而使研究流于表面和简单的重复之中，削弱了研究的价值和效用。研究者需要根据寿州窑当代研究缺乏文献资料的现实际遇，转变思想观念，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所创新，打破学科限制，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寻求新的突破，以解决研究中的困境。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寿州窑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匮乏，对相关问题不敏感，对问题的解决避重就轻，难以形成系列性的创新成果，阻碍了寿州窑研究的深化。要想实现突破，获得创新，研究者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发现真实问题，并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去真正解决问题，以更好地服务寿州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研究内容的选择折射着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重点，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程度。如前所述，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重历史轻现实、重器物轻人物等问题，也折射出当前学界对寿州窑研究认识的不足。其实，寿州窑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也有多元的当代价值。对于历史维度的研究，除了现有研究的议题之外，可以将寿州窑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去思考它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加强寿州窑与同时期其它窑口的横向比较，在比较和分析中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现实维度的研究，要借助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深度挖掘新的主题，尤其是要关注传承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毕竟瓷器是人思想观念的物质载体，是人身体技艺呈现的结果，人才是寿州窑产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围绕人来展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对于拓展和深化寿州窑的研究内容，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以及研究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有着重要意义。

2.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创新

研究方法的选择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认知的独特视角和思考方式，对于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在近二十年的寿州窑研究中，虽然涉及到了考古学、艺术学、设计学、工艺学、历史学、鉴定鉴赏、文化产业等学科，但是寿州窑本身就是丰富、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以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寿州窑文化。由于史料的缺乏，导致寿州窑当代研究基础不牢、深度不够、成果不多、质量不高，至今仍没有多少相关实证研究成果，而民间却蕴藏着丰富的口述史料。针对这种现状，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寿州窑研究中大有可为。为此，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一线，通过实地考察、人物访谈等方式，获取最原始、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出寿州窑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为寿州窑的应用策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3.研究团队的构建和协同

较之个人，研究团队更有效率、更具优势，更能发挥每个研究者的长处，能实现各自优势的互补，形成有效的研究合力。研究团队应整合现有的研究机构，发挥平台的纽带作用，依托淮南师范学院寿州窑研究所，联合淮南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博物馆、行业协会、民间研究机构以及相关高校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学术沟通交流机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定期发布研究课题，邀请专家学者适时举办讲座，力争建成安徽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寿州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同时，以课题的联合申报为抓手，努力搭建密切关联的学术团队，使之具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而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形成强大的团队凝聚力、影响力、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寿州窑陶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力量，这些从业者的参与可以助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缩短理论到实践的距离，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充分发挥理论对于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