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祁建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说“我们这个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的深夜分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的活动，做出一点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两年之后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北京大学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为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3年，在纪念北大成立25周年时，黄日葵曾著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指出：“我们试用文明史、思想史的眼光去考察过去五年的北大，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北大已经打下伟大的基础了。”

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传播的地方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的一封信》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首先传播开来的地方，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个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李大钊，这时就在北大工作。北京大学为我国培育了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用说了，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等人都是党成立前在北京大学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后来都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谭鸣谦（即谭平山）、张崧年（即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人也都是党成立前在北大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些人后来所走的道路很曲折，但当时却都是积极的革命者，起过有益的作用。他们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

李大钊是1917年1月进入北大的，最初做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献，就是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庶民的胜利》是他1918年10月在北大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在天安门举行的大会上的讲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时的北大由于得到具有革新思想和民主精神的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倡导，有一种良好的学风。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曾公开声明，“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与”。这样，就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思想能在北大迅速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有了可能。北大成了各种思想竞相角逐的园地。

在这样一个环境，聚集了李大钊等这样的一批寻求救国教民真理的先进分子。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并首先从北大传播开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北京大学于1920年8月最先成立了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组织推动下成立的。它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发起成立“研究会”的全是北大学生。他们是：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雨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研究会”完全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研究会”的成立启事，旗织鲜明地宣告：“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研究会”公开后，广泛联系同学，征集会员，开展研究，十分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在“研究会”公开后一年内，《北大日刊》刊登“研究会”的“启事”、“通告”就有十几则之多，这些“启事”和“通告”，或是公布学习研究计划，或是通知发展、征集会员，或是开列图书室新到的马列书刊目录，以便会员借阅，或是通告举行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讲演以及支援罢工工人斗争的讨论会等，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富有成效。为赞助“研究会”开展活动，经校长蔡元培特许，学校还专门为“研究会”拨出了两间房子，一间作办公室，一间作图书室，这反映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北大当局对待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同情和支持的进步立场。

为了给深入开展学习建立必要的文献基础，“研究会”积极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到1922年，“研究会”的圖书室“亢慕义斋”有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几十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雅病》等经典著作。

今天北大图书馆中还保存着印有“亢慕义斋图书”篆章的八本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献和资料。此外，由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创刊的原版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刊物《劳动者》和由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同志在法国创办的原版《少年》等早期革命文献，在北大的图书馆中今天都还可以见到。《少年》是钢版蜡纸刻字，油印本。纸张较糙，但刻字工整，清晰。内有周恩来署名“飞飞”成“伍亲”的文章。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是党创立时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深入传播的生动的历史见证。

据会员杨人杞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有许多人曾经做过一些工作。我记得李梅羹翻译过不少列宁的著作。他是湖南浏阳人，笔名墨耕”。

李梅羹当时是北大德文系学生，他和别的会员一起。曾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油印散发过。“研究会”存在时间大约六年左右，会员曾发展到120多人。在当时全国各地先后成立的、不多的几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它是取得成绩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个，对培养和造就我国早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高等学府，这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20年起，北大的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和讲座，由李大钊讲授。学校规定，学生在学了这些课之后要进行考核。一份1923年印有“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套红大字的“唯物史观”考卷，今天在北京市的档案馆中还可以见到。该考卷的试题为“试述马克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答卷学生名贺廷珊，论述正确，书写工整，教师的评分是95分。这说明当时的北大已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考核，正式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已发生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情况。

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新毒”的情况下是破天荒的大胆创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于北大成立。第一批成员全是“北大人”。据对现有史料，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先后参加小组、能基本肯定为小组成员的有16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罗章龙、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范鸿劼、朱务善、谬伯英（女）、李骏、史文形，邓培。

其中除张太雷是北洋大学学生，谬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史文形、邓培是铁路工人外，其12人都是北大的学生。这12人中，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张申府是北大讲师，其余10个都是北大学生。小组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北大的师生，是他们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他们又以北大为基地开展党小组的活动，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北大是北京党小组的渊源地，在北大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它为从组织上准备党的成立作出了部分的、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深入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京党小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无政府主义作过堅决斗争。

当时国内各种思想竞相传播，北大校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外，无政府主义也是比较活跃的一种思潮。由北大学生会主办、于1920年1月开始出版发行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其中就有不少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如该刊第12号和16号分别以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肖像作为封面，并刊登他们的小传，介绍他们的生平，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该刊第15号是“教育革命专号”，所载文章多是讨论大学考试问题。内容几乎是众口一词地主张彻底废除考试，不要任何考核与纪律。

反对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创建党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思想斗争。当时国内所有共产主义者活动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地，都曾进行过这种斗争。

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的又一项主要任务是开展劳工运动。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京党小组已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的研究和宣传，而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发表在1920年1月出版的《劳动音》第一期上的《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文，反映了小组工作重点的这种转变。这篇文章反思了北京党小组以前“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谬误”，明确提出：今后要“改弦易辙”，“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要“尚实际不尚空谈”，“去作真（实）际的劳动运动”。《劳动音》第一期，用了很大的篇幅报道“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第五期几乎是“南京机械工人大暴动”专号……杂志很快在工人之中广泛流传，到1920年12月的时候，已经销售2000多份，成为当时北京工人运动的旗帜。

《劳动音》是北京党小组的机关刊物，由小组成员、北大学生罗章龙主编，地址就设在北大第一（即红楼）。《劳动音》的出版，表明北京党小组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的宣传向着作工人运动转变。从此以后，小组即不断派出成员到长辛店、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去活动，同铁路工人交朋友，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阶级悟。心美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记载：1920年12月19日，小组组员、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杨人杞等8人，借同小组组员、刚从北洋大学毕业不久的学生张太雷一起，前往长辛店参加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会议，小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指出：剥削者住高楼大厦、衣锦食肉所花的钱，是由“工人的血汗造成的”。工人“想得回幸福，非先有知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在北大资助下开办的。它的经费的很大的一部分靠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庶务主任李辛白和俄语教员柏烈伟等都有过捐赠。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北大学生会派去吴雨铭、吴容沧等人为常期驻校教员。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李梅羹等人都去讲过课。

1921年7月，党成立前夕，北京党小组还创办了《工人周刊》，主编仍是北大学生罗章龙。这份刊物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报道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启发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很受工人的欢迎。它发行北方各地，销行数量曾达两万份左右。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党小组向京汉铁路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的好形式。在这里，学生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产业工人的结合。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不久，1920年11月，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大成立了。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朱务善、罗汉、李駿、吴丽铭、王有德、高崇焕、杨人杞、黄绍谷、缪伯英、郑振铎等约4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张国焘在会上致了开幕词，高君宇当选为团的书记。这以后青年团即以北大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北洋政府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档案材料》记载：1921年8月16日，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了会议，到会24人，其中有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陈德荣等。会议就选举出席即将于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代表进行了讨论，并随即进行了选举，结果“以投票式慎重推一人为华京代表，随同格林前往。于是，何孟雄以多票”会议委托何孟雄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带交一封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信。这封信里说：“因为交通上的阻碍，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就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8月16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信中报告了北京青年团的组织发展情况，最后高呼：“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一一万岁！”充分表达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渴望与列宁第三国际领导下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的心情。

在这次会议后半个月，8月3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会议，到会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字、陈德荣、郑振铎等25人。这次会议讨论了成立“事务所”和“筹借油印机”等事项，并选举了团的执行委员会。北大学生张国焘、高君字、刘仁静分别当选为书记、组织委员和会计委员，北大教授李大钊被选为出版委员，另一出版委员是其时经常到北大参与学习活动的郑振铎。这次会议还为何孟雄前往柏林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筹募了经费。

1957年第5期《近代史资料》中《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记载：1921年4月6日、24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大第一院、第二院又先后在24日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五一运动委员会”，对纪念活动进行筹备。会议还决定编印定名《五一日》的小册子二千本，即印刷明信片式的纪念品一千张和传单多种，于4月30日前在各工厂散发。传单内容“注重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等。会议宣读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重要来函，函中邀请北京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多数同志”于五一节当天去长辛店参加庆祝活动和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议当即决定派三人去长辛店，并决定同时派出二人去唐山，参加当地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很快，据载，到1921年8月，团员发展到55人，其中不少人都是北大学生。

1980年6月《青运史研究资料》中的《王怀庆等报告李大钊等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情形》一份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的报告说：“北京青年团其主要人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邓飞雄、何孟雄、刘仁静、杨廉、郭春涛、宋天放、李梅羹、范鸿劼、阮永钊、朱务善等把持事务”。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它在北方的发展，最早也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北京青年团的邓中夏和金家凤参加了大会，邓中夏在会上报告了北京团组织的活动情况。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到来。但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必须有一批奉行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干部和领袖人物，由他们来组织和进行。

1917年1月，陈独秀进入北大，协助校长蔡元培，积极改革北大文科。这个时期，他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和《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也领导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夏天，他在上海准备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分别与当时在北大工作和学习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进行过磋商。如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就曾写信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在正式成立全国统一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之被推举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因为他在北大工作期间、在五四运动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随后在筹建党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主要创建人李大钊和北大的关系更密切。他长期担任过北大图书馆主任和校评议会的评议员，是北大许多学会的领导者和学生的导师。

1920年1月，陈独秀被迫离京，李大钊为他送行。他们化装成商人，坐在一辆骡车上，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住了几天，然后陈独秀取道天律去上海。在此期间，李大钊就建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商谈。

李大钊送别陈独秀回到北京，即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商议，他们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以便为党的成立作好思想和干部的准备。于是1920年8月，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况和帮助建立党。经过北大俄文系教授拍烈伟的介绍，维经斯基到北大访晤了李大钊，和北大的部分先进分子举行座谈，而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到上海去访问陈独秀，并与上海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多次座谈。经过这样交换意见，他们才决定立即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共产党，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李大钊从1917年11月起，以北大为基地，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前后达9年之久，他还是我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和北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李大钊高瞻远瞩，派出不少“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到他们各自的家乡或其他地方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如山东党组织的创建，就是王尽美数次来到北大拜访李大钊，李大钊给予指导，由此推动山东党组织在一大前即1920年冬就成立。又如山西，1921年至1922年之间李大钊派高君宇多次回到太原，在太原推动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山西党组织。而在陕西学生李子洲、魏野畴等毕业回家乡工作时，李大钊专门与他们谈话，指导他们如何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在东北，他先后派罗章龙、陈为人、楚图南等早期党员去宣传革命主张，逐渐开展当地的建党活动。在江西，他通过北大学子袁玉冰利用寒暑假回家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袁玉冰的带动下，江西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著名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即为其会员，他们先后都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建人、后来成为党的卓越指导者与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也是在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而后开始他的革命征程的。在党成立前的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秋，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学习了半年。第二次是1919年底，他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北京活动、战斗了四个多月。这次他虽然没有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北大进行的。北大学生会曾多次开会欢迎“驱张代表团”。1920年1月7日《晨报》的《最近湘人之去张运动》记载：1920年1月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第三院召开了慰问“驱张代表团”的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慰问与欢迎的讲话，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这两次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北大的良好学习环境和有利条件进行学习，钻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对他早期思想的发展，无疑产生过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他和当时在北大的湖南省籍学生邓中夏、罗章龙等联系很多，和李大钊、陈独秀的联系也很多，对他的帮助很大。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回忆说：“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毛泽东早期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无疑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的重要因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京共产党小组中李大钊和邓中夏，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未能参加大会。作为北京地区参加“一大”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

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刘、张兩人脱离了党，特别是张国焘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李大钊、邓中夏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高君宇、黄日葵、谬伯英等为革命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们撑起的都是伟大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