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正反合之题

李庆西

梁山泊的受招安是《水浒传》引起争议的一个大问题。

譬如，如果真将《水浒传》做成一部纯粹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江湖史诗，在文网严密的明清两代，它是否还能被大量翻刻和传播？招安的变调遮蔽了某地颠覆性话语，这似乎是处于规避禁忌的叙事策略。然而，问题不仅于此，宋江的政治抱负只能在体制内去实现，招安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梁山泊的公平与正义诉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标，亦是试图将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进而融入和改造王权体制。

按照“替天行道”的主题发展逻辑，必然会有一个“去邪归正”而重建礼治之道的转折，这就是以招安为标志的融入体制的过程。小说家设置这样一套匡正纲纪的解决方案，尽管在当日儒学危机的语境中也算是相当出格，但至少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小说将儒家先圣建构的“大同”理想做了具体化描述，亦显示了非凡的乌托邦想象。当然，这种更大的诉求只是小说家的理想化设计，而终究埋下悲剧的根子。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要取林冲性命时，有鲁智深的禅杖飞将而来，可是最后太尉要宋江去死，却再也没有翻盘的力量了，他只能引颈受戮。这个结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气氛，亦发人深省。《水浒传》是将高俅一班佞臣作为国家机器的化身，并将赵宋王朝礼崩乐坏的根子归咎于此，但反过来说，正是这种纲纪废弛的局面使得梁山泊的礼治之道带来救赎的希望，其中不乏“礼失求诸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