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

王文丽

内容摘要：毛泽东诗词是古典诗词形式和现代主题、艺术性和政治性相结合的典范，国内外英语译介版本众多。各译本对毛泽东诗词的创造性叛逆和译本外译介目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对其译介的操控，都对中国文学译介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外译者精诚合作，采用多样化的译介策略和译介途径，丰富并推新译本，同时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都是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 诗词 英译

毛泽东诗词是古典诗词形式和现代主题、艺术性和政治性相结合的典范，国内外英语译介版本众多。各译本对毛泽东诗词的创造性叛逆和译本外译介目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对其译介的操控，都对中国文学译介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外译者精诚合作，采用多样化的译介策略和译介途径，丰富并推新译本，同时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都是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一.毛泽东诗词及其译介

毛泽东作为中国伟大的政治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和诗人，其创造的旧体诗词以中国传统的格律诗为体裁，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既保留了古典诗歌的形式，又融入了现代的革命主题和思想情感，是艺术性和政治性结合的典范，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因而也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译介。

国内最早的英语译介是1958年通过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刊载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之后主要是以英译单行本形式出版，如中国大陆出版的有1958年国内第一个英译单行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976年由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推出的官译本、1976年王慧明译本、1978年吴翔林的格律体译本、1978年许渊冲译本（后多次扩充译本）、1980年赵甄陶译本、1980年黄龙译本、1993年辜正坤译本、1993年赵恒元和英国人Paul Woods合译本、2010年李正栓译本，中国香港出版的有1966年黄雯译本、1980年林同端译本、2007年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张纯厚译本等。

英语世界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更早，也更加多元化。早在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把毛泽东《七律·长征》英译文收进《红星照耀中国》。英译单行本主要有1965年布洛克和陈志让译本、1972年聂华苓和安格尔译本、1972年巴恩斯通和郭清波译本、1986年马文琦译本等，后期主要是通过收录英美诗歌集，如1947年白英《白驹集》收录毛泽东词1首、1963年许芥昱《二十世纪中国诗选》收录7首、1975年柳无忌和罗郁正《葵晔集》收录8首;非文学性研究著作，如1972年弗里曼特《毛泽东文选》收录毛泽东诗词16首、1963年施拉姆选编《毛泽东政治思想》3章选录7首;毛泽东传记如1961年白英《一位革命家的画像：毛泽东》收录其诗词19首、1980年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收录38首、1980年特里尔《毛泽东》收录23首、1999年肖特《毛泽东传》节引毛泽东诗词14首。

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成果颇多，但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或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某个或几个特定译本进行文本分析，或着力于几个海外译本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本文则尝试从文学译介角度，将毛泽东诗词国内外各英译本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考察其与文学交流与传播的关系，并将毛泽东诗词译介与中国文学译介相结合，从译介主体、译介策略、译介途径等方面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启示。

二.毛泽东诗词译介分析

1.译本内：创造性叛逆

国内译介学倡导者谢天振教授認为，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都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所决定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谢天振，106）。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有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诗歌的音乐形式与汉语特有的修辞形式和意象的文化蕴含在翻译中最容易‘失去”;在诗歌翻译中，“要使原诗的诗性得以最大程度的保存，其翻译策略非再创造不可”（覃军，2008），表明诗歌英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各个版本都是对原诗词的创造性叛逆。毛泽东诗词“各译本在诗歌的文体、音乐性以及文化意象的传递上大多采取了变通或再创造的补偿手段”（覃军，2008）。如在体裁上，毛泽东诗词是格律体的古典词或五言、七言律诗，严格按照词牌名或律诗的格式和韵律写成，语言高度凝练，极富音韵美和意境美。但其英译本既有格律体译诗，如吴翔林、许渊冲、辜正坤、赵陶甄等多数国内译本，也有自由体译诗，如多数国外译本和中国官译本;译本在诗句的长短、诗行的增减上也各不相同，国内多数译本基本与原作保持一致，国外布洛克和陈志让译本句长变短、句行增多，传记作家的译文更为自由;翻译策略既有保留原作异质性的异化译法，也有着重读者接受的归化译法。这些都是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对原诗词的创造性叛逆。

另外，英译单行本都是全译原诗词，而部分毛泽东传记中则是节译一句或多句。弗里曼《毛泽东文选》中引用的16首诗词更是转译自何如教授的法语译本。一些译本出现了误译，如对诗词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地名、包含了丰富内涵的典故及意象等无意误译，源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了解，而巴恩斯通和郭清波译本重意象的翻译则是推行西方意象派诗学的有意误译。这些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谢天振，117）。这些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客观存在，是“对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和接受中一个规律的揭示”（谢天振，134）。文学译介离不开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经典的形成更有赖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2.译本外的操纵

文学译介，向来不是单纯的文本翻译，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要素的复杂过程。译介的多重目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的操纵等，都是影响毛泽东诗词译介的外部因素。

A.译介目的多样化。文学译介不只为译介文学，而是基于多种不同的目的。就国内毛泽东时代而言，毛泽东诗词译介担负着文学输出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双重任务，而国外译介更是基于文学、政治、历史、社会等多重视角。毛泽东诗词不仅作为文学文本、更是作为政治文本译介。文革期间国外对毛泽东诗词的密集译介也反映了国外对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和革命家以及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特殊事件的密切注视。不同的译介目的也导致译介策略各不相同。例如，威尔逊的《毛泽东传记》中，“引用诗词的目的是为了用作品来反映毛泽东的革命斗争，某个具体的事件，或毛泽东对待某个事件的态度、心情，而不是为了文学赏析，因此忽略了所有词的词牌名”（李崇月，246），多数标题也省略了;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多数诗词是节引、没有翻译标题、忽略原作的词牌名或诗体，因为引用诗词只是为了反映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的思想感情;施拉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也是引用毛泽东诗词来反映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因此其中的诸多意象、典故、人名、地名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

B.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不可小觑，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学译介。毛泽东作品译介中，“中方机构的翻译行为政治性较强，美方机构的翻译行为学术性较强，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呈现出较大意识形态差别”（朱蕾，2018）。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首先体现在不同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截然不同的选择和接受。毛泽东诗词在国内公开发表后，苏联首先译介，体现了同一政治意识形态对同盟文学译介的偏好;“文革”十年期间，我国大陆翻译活动“极度凋零”，但毛泽东著作对外译介却“空前绝后”，占当时我国大陆中译外的绝大部分（李崇月，109），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强大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对文学译介选材的强势偏袒;1972年正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聂华苓和安格尔合译《毛泽东诗词》在美国出版，因为聂华苓曾在台湾生活、任职，台湾报刊责骂聂华苓“不忠不孝”，台湾当局视之为“亲匪”，译者被纳入国民党当局“黑名单”，被禁止踏足台湾20年，而中国大陆则对这一译本的出版颇为惊喜和期待，这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共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对文学译介造成的截然不同的传播和接受。意识形态的操控还体现在对文学译介策略的影响上。在毛泽东时代强大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国内译者处于隐身状态，对原作亦步亦趋，译本顺从于原诗词的形式、格律等，鲜有译者加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译者才慢慢“现身”加注。而国外宽松的环境使国外译者得以“在场”充分发挥主体性，译介相对灵活自由。

3.诗学和赞助人

诗学是影响文学译介的因素之一。毛泽东诗词国外译介的创造性叛逆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外文学不同的诗学特征。唐诗宋词是中国的文学经典，毛泽东的格律体诗词正是继承了这一诗学特征，国内大多译本也采用了格律体，而西方诗歌的诗学特征则是无韵体自由詩，不讲究押韵，因而国外大多译本也是不讲究格律的自由体译诗。国外巴恩斯通和郭清波译本重意象的翻译也是缘于当时美国盛行的意象派诗歌诗学的影响。

此外，文学译介涉及到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因此赞助人至关重要。1976年出版的官译本，作为毛泽东权威下的政治任务，享有最高级别的赞助人：《中国文学》杂志社，外文出版社，由中宣部、外交部官员、大学者等组成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其出版发行造成的轰动可想而知。

三.毛泽东诗词译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1.中西合译理想模式。在毛泽东诗词英语译介的各个单行本中，中国本土或海外华人译者占大多数，英语母语译者都是与中国本土译者或华人合译，迄今还没有母语为英语的译者独立译介的单行本。究其原因，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由于其独特的文本形式、格律、凝练的文字、修辞手法、丰富的意象和历史文化内涵等，对英语母语者的准确理解造成极大的困难，会导致英语译者的误解和误释。如白英将“六盘山”译为“Six Mountains”，用“happy souls”来翻译“忠魂”，用“flaming wind”翻译“风光”，将“欲与天公试比高”译为“I desire to compare my height with the skies”，是明显的误译。在理解方面中国译者有天然的优势，但就英译而言，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译者无疑在表达上占有优势。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理想的主体模式，首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取长补短”（鲍晓英，49），确保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表达都实现最优。

2.译介策略多样化。从毛泽东诗词译介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国内译介基本采用严格反映原作的异化译法，对原诗词的词牌名、行数、韵律、注释等，几乎是一对一的还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译者才渐渐现身，对于原作的创造性叛逆才渐渐凸显。而国外的译介相对自由，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更注重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因而大多采用归化的译介策略。关于中国文学的译介策略，异化与归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不少专家学者都以歌德的三阶段论为依据，指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起始阶段，应采用归化译法以便于西方读者的接受。然而，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群体各异，不同群体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与期待不尽相同。对于一般读者，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学知之甚少也兴趣索然的普通民众，宜采用归化策略以符合其期待视野;而专业读者，即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已经颇有研究，期待更原汁原味异质性的异域文学，因此异化译介很有必要。从这个意义来说，强调译介方法的固定性和唯一性似不可取，重点是鼓励更多的中外译者加入到中国文学译介的队伍中来，保证中国文学译介的百花齐放，既要有符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与审美体验的归化式翻译，也要有保留中国文学异质性的异化翻译，不同读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3.译介途径多样化。从毛泽东诗词译介途径来看，国内主要是通过英文期刊和英译单行本译介，而国外除了英译单行本，还有将毛泽东诗词收录进诗歌或文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传记等。收录进文集，是作品实现“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此外，国外译介不仅有全引，还有节引，将诗词的引用和传记的行文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外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拓宽译介途径。除了英译作品单行本，还可以利用作家传记中全引或节引作家作品的方式进行译介、争取将作家作品列入国外选集使之经典化等。中国文学外译中，学界忧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相当多的文学译介是从政治视角、历史视角而非文学视角出发。这一忧虑情有可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不止文学视角的多视角译介，恰恰是丰富中国文学译介途径、推动中国文学更多、更快走出去的有效途径，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当前所处的起步阶段中必然和有效的选择。

4.译本扩充，推出新译。翻译是一项艺术，而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此，译本的扩充和推出新的译本，也是文学译介的需要。毛泽东诗词译介版本众多，不同译本各有不同特点：吴翔林首次尝试格律体译介毛泽东诗词;赵甄陶译本“深透理解、严谨表达”（李崇月，90）;许渊冲译本突出“三美”;黄龙译本“发掘幽微，穷其毫末”（李崇月，100）;辜正坤译本更是进一步丰富了译本：英汉对照版中，汉语用繁体字结构，反映了原诗词的原貌;首创的诗词汉语注音，有助于传达原诗词的韵律美;丰富的副文本如长达22页的译者前言、每首译诗后少则三四条多则数页的译者注、多篇毛泽东诗词书法手迹、附录的三封毛泽东书信、诗词目录索引等，对于西方读者充分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创作背景、丰富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正栓译本是新世纪对毛泽东诗词译介的又一有益尝试。这些译本，从不同角度加深了西方读者对毛泽东诗词的接受。许渊冲译本自1978年推出以来，分别于1993年、2008年对译本进行了扩充，收录了更多的毛泽东诗词，“充分反映当时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新成果”（李崇月，303）。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研究的推进，推出新的译本，进行译本扩充和修订，有助于译介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多维度实现文学译介的接受。

5.文学译介不仅仅关乎文学。从毛泽东诗词译介史可以看出，国外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集中在1949到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之后国外对毛泽东诗词译介单行本减少，译介主要通过毛泽东传记收录其诗词进行译介。另外，国外译介毛泽东诗词除了文学的考量，更多地是出于对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的生活及思想、对诗词中反映的中国革命历史的窥探。这充分证明，文学译介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历史、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要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要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强化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以吸引英语世界更多、更主动来译介中国文学。

毛泽东作为中国政治领袖、革命家、军事家、诗人，其诗词译介版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是中国历代诗词作品难以望其项背的。整体来看，中外译者对毛泽东诗词均有着高度评价。各译本对毛泽东诗词的创造性叛逆和译本外操控其译介的译介目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都对中国文学译介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外译者精诚合作，采用多样化的译介策略和译介途径，丰富并推新译本，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将以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姿态，绽放在世界文学之林。

参考文献

1.鮑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

2.李崇月.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3.李崇月.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述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09.

4.覃军.诗歌翻译的得与失[D].重庆大学：2008.

5.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朱蕾.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著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D].天津外国语大学：2018.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