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甘川三个村的田野调查

张义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38)

一、引言

回顾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史，能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作用，甚至不少学者将后继无能人视作如今农村集体经济衰落的根源。不可否认，与国有经济一样，产权集体所有的经济形态对于带头人而言具有经济激励不足的固有缺陷。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是否是个伪命题就值得探讨。而且，城镇化大潮下乡村能人大量流失，即便有少数能人依然留在村庄或者政府通过制度性安排推动人才下乡，在价值多元、致富光荣的主流价值观下，能人“舍弃”个人事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私有资源带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动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无法给出符合经济学理性逻辑的解释，会让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没有发展前途。

当前全国超半数村庄年度集体经营收益低于5万元的现实，决定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过去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是当务之急。现有研究也表明，能人带动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重要条件，[1]也是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核心必要条件。[2]因此，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时代命题下，能人如何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虽然对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现象多有探讨，但主要聚焦于能人本身，强调能人的致富能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是“能人效应”产生的基础，能人借助自身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机会感知力发现经济发展机遇，[3]依托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资本动员村民或者向上争取更多项目和农村建设经费，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4]降低村级财务中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扩大公共投资支出，[5]能人还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谋划新的发展路径。[6]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集体经济发展中保障“能人效应”有效发挥的外部制度性因素，而这才是最具政策启示的部分。同时，不少已有研究从外部资源注入视角分析扶贫语境下的“精英俘获”问题，[7][8]较少关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在当前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深入探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精英俘获”防范机制将更具时代意义。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是否是个伪命题

(一)能人及“能人效应”的定义

所谓能人，一般指具有突出能力、优势资源或者特殊才能的人，这种才能可以是政治方面，也可以是经济方面。[1]本文所研究的能人主要从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出发，聚焦于集体经济行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且有一定才能的个体，更侧重于经济能人范畴。考虑到当前我国大部分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少，所以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成长阶段的经济能人(1)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能人的需要也会有所不同，集体资产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滕头村、华西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明星村，一般也都建立起了村属企业，所以在这些发达集体经济发展中更多地需要类似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经济能人，这类能人不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相对于普通村民，这类能人一般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物质财富，其常见的来源是农村致富能手、乡土企业家、返乡富人和下乡的工商业精英，这类经济能人还通常兼具村干部身份以有效支撑能人作用的发挥。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即能人依托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有效动员集体内外资源，实现集体资源有效配置和集体经济收入提高。

(二)农村集体经济衰落不等于“能人效应”失效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将带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能人视作原来集体体制和集体文化下的历史产物。[9]大寨村的陈永贵、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刘庄村的史来贺、滕头村的傅嘉良等知名能人，均是集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职能于一身的道德权威型能人，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对集体主义的高度认同。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让位于“先富带动后富”，乡村治理中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功能让位于带领村民致富的功能，传统道德权威型村官仅凭道德力量已不能胜任乡村治理任务，[10]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治理渐成常态。但是，自身致富能力更强、社会网络资源更好的能人，要么无意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活动，进城寻求更高获利机会，要么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侵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也让很多人认为“能人效应”已成为少数集体经济强村的个案现象。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衰落并不意味着“能人效应”失效，只能说市场经济下能人在集体经济发展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机制尚未建立。延续计划经济语境讨论集体经济发展“能人效应”未免过于狭隘，毕竟依靠传统道德型能人形成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只是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之一，失效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以及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为能人以各种形式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完全能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资源动员、高效的现代管理和及时的外部资源注入与政策支持，这其中能人都是关键影响因素，只有兼顾能人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创造有利于“能人效应”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复兴。

三、能人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动逻辑

(一)鲶鱼效应：以能人启动资源注入破解集体经济初始发展困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面临经营性可开发资源少，初始集体资本薄弱，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等棘手难题。而且，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为政府推动下成立的村民自组织，面对被动加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众多成员，能人需要及时响应异质性个体的诉求差异，激发组织成员参与热情以避免“搭便车”行为，这也意味着许多能人，尤其是那些脱离农村“熟人社会”的返乡下乡经济能人，将面临更大的组织治理和资源动员挑战，需要投入大量启动资源强化其乡村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并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走出低水平资本锁定困境。

为了更深入地探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奥秘，2020年笔者团队先后赴甘肃省冯家湾村和李家庄村、四川省战旗村等三个集体经济强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其中甘肃省李家庄村，除了临近县城的区位优势外，并无太多其他可开发资源，但是在村支部书记张建文的带领下，这个原来的后进村一跃成为了全国首批、甘肃省首个“田园综合体”试点村。张建文书记之前在外做投资、酒吧、房地产，2012年先当选为村主任，后来担任村支部书记。为了让村民支持自己发展集体经济，让李家庄村尽快摆脱落后的面貌，张书记不仅将公司拜托给其他管理层，全心投入乡村发展，还让他实际控制的榆兴公司投资打造了榆兴农庄，并争取财政资金折股量化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融资平台，引进甘肃省城乡投公司投资打造了田园小镇，引进陕西正大宏公司建成了植物博览园，最终让李家庄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为了开阔村民视野，更好发展乡村旅游，张书记还自费带领500多村民去陕西、重庆、四川、甘肃等地先进村参观学习。从现实来看，越是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资源条件差的村，越是需要能人先期投入大量启动资源。

(二)能人发展集体经济的动机：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多元化偏好假定

能人愿意投入大量启动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显然不能单纯地解释为利他主义行为。从行为理性上看，近年来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愈发激烈的资源竞争压力，能人以村干部身份参与集体经济事务，可以为“争资跑项”披上村庄整体利益的合法外衣，通过制度化地接触体制资源更迅速地掌握体制内的信息，[11]并借助村干部身份进入政治资源网络，构建超越一般社会关系的资源网络，[12]积累更加雄厚的社会资本，最终为能人控制的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获利机会，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鉴于目前我国村社不分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成熟的现实，能够带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能人往往也需兼有村支书(主任)身份，笔者团队近年来实地调研的陕西省袁家村、浙江省滕头村、四川省战旗村等集体经济发展明星村均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发展集体经济只是能人治村的重要工作之一，也从侧面表明能人之所以愿意付出个人精力、甚至动用私有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的动机是多样的。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除了经济因素外，声望和权力因素对于能人同样重要，一些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能人更加偏好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中，声望是由社会公认的评价体系确定的。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村民的主观认同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声望高低。尤其是在当前乡村社会原子化的趋势下(2)虽然当前学术界没有对乡村社会“原子化”给出明确的定义，甚至还有一些争议，但大致意思是相同的，即乡村社会利益共同性减弱和集体意识衰退，呈现出去组织化，村民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弱化，乡村传统熟人社会网络趋于解体。，能人的声望很难来自于基层政府授权所带来的控制权和强制性，但可以通过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和公平的收益分配获得认可而享有声望。在传统“官本位”文化浸染下，能人拥有乡村事务决策权无疑能够获得极大的个人满足，一些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甚至可以被优先录用为公务员，通过参政议政在政府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建议权。[13]

(三)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的次优选择：个人社会价值最大化

虽然不少能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首要动机是为了谋求个人经济收益最大化，但现实中能人一般很难借助集体经济发展名正言顺地增加私人财富。不仅是因为能人的很多资源投入都难以清晰的产权明确下来，进而真正实现“取财有道”(3)在村集体账务不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育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往往不能确定哪些收益是能人资源投入或其个人努力带来的，哪些收益是能人借助集体经济发展向上争取项目获得的，所以在收益分配上也无法有效分割能人应得收益和归属集体收益。，还因为异质性个体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往往难以接受能人赚取超额回报，平均主义成为了最大的社会共识。所以，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能人通常不以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至少不会在短期内考虑获取经济回报，这甚至与道德觉悟高低无关，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战旗村杨主任就说：“战旗村暂时不给予村干部额外经济回报，因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前期主要是投入期，没啥收益，等收益达到一定水平后，再考虑给村干部股份或奖金，这样村民才可能会认可。”冯家湾村所在地区的乡镇干部也坦言：“村干部收入低，没有退休机制，在村上奉献20、30年，即便像冯书记这样将冯家湾村做到了全县小康村，退休后也只能领取每月160元的养老金。”

支撑能人有意愿且有动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源泉几乎都是非经济激励。一是赢得良好声誉。冯家湾村冯书记的良好口碑在历届村支部换届选举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因为每次换届党员都推举冯书记，他想退都退不下来。”冯书记本人也荣获“甘肃省农村优秀人才”荣誉称号，被兰州市委评选为“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战旗村杨主任说，“现在干事儿的热情，主要是因为自己已经干了10年了，为了自己的名声，要光荣退休。战旗村因为是其他很多村学习考察的模范村，政府也高度关注，盛名之下也推动村干部只能干好。”战旗村高书记先后荣获“四川省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全国“2015年十大杰出村官”等荣誉；二是实现个人价值。李家庄村的张书记为什么舍弃个人事业投身乡村，他的同学兼好友评价说：“他对钱没啥概念，主要是情怀，立志要做成国内最知名的田园综合体。”三是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能人愿意以牺牲物质利益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甘肃李家庄村张书记是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四川战旗村高书记不仅是成都市党代表，2019年还当选了全国劳动模范，杨主任是郫都区人大代表。

因此，能人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根本上是出于理性人动机，其效应函数中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可以包含政治身份、威望声誉等非经济收益。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过度强调能人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不合时宜，不能人为地约束能人发展集体经济的动机选择项，否则将会降低能人参与集体经济事务的积极性，面临符合条件的目标能人群体集过小，无法实现能人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匹配，或者迫使能人凭借信息不对称和个人资源优势，在制度外寻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反而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

四、农村集体经济“能人效应”有效发挥的制度保障路径

(一)资源有效开发机制：构建能人高效动员集体内外资源制度

理论上，能人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信任，可以有效地集结民意，降低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成本，但乡村社会原子化趋势下，村民不再有热情和责任心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专注自身利益不受损的自利性思维盛行。能人获取组织成员信任的难度日趋上升，乡村社会网络先天不足的外生型能人更是难以在短期内积累足以支持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利机会的稍纵即逝，又决定了以能人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管理团队，必须有高效动用集体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便利。

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看，这种制度便利主要源自能人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达成的集体资源高效动员规则，准确地说是集体资产所有权人授权以能人为核心的集体经济运营管理团队享有决策自主权。一些实现集体经济腾飞的村庄，正是因为有效解决了集体资源内部动员难题。甘肃冯家湾村成立的榆中宏立工贸有限公司，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增资扩股，已演变为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现在村集体占股30%，企业经营决策完全由董事会负责，村集体只是按比例获取利润分红。四川战旗村则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授权村集体所有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集体资产投资运营。

但是，我国自1996年开始实施的“村财乡管”制度，强化了乡镇政府对村级经济活动的监督制约权，虽然该制度有利于规范农村财务管理、防止村官腐败，却极大地削弱了村级自治组织的财务管理权。[14]所以，为了提高能人的经济决策效率，需要弱化基层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决策的强制代理权限，或者从村社分开的路径出发，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

外部资源注入是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甚至是不少村庄崛起的最关键因素，但是鉴于我国村庄点多面广，自上而下有限的资源投入往往采取竞争性方式集中打造亮点，除了少数老牌的集体经济明星村，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不少集体经济强村无不与大量外部资源注入有关，这其中能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就像榆中县李家庄村的张书记，争取县里支持进行了棚户区改造，开展全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成为了全国首批、全省首个田园综合体试点村。2015年，杨主任所在的战旗村，通过村干部的努力和争取，敲响了全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因此，在当前获取转移支付的多寡和争资跑项的成效，成为乡村发展速度快慢重要决定因素的情况下，就需要形成各村能人公平争取外生资源的体制机制。[11]但是，外部资源下乡具有很大的不规范性，这就为少数能人借助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层政府同谋创造了机会，能人公平竞争外部资源的机制亟待完善。

(二)正向反馈机制：建立可预期的能人激励制度

受制于乡村社会约定俗成的人情、平均主义等非正式规则，[15]能人的前期投入不一定能够收获权威和声誉，更难以获得合理的收益回报。调研也发现，目前对于典型能人的物质与非物质激励都缺乏制度性保障，更多是地方“树典型”的产物，有着“一事一议”的随机性，能人为集体经济发展的超常付出和资源投入很多时候无法得到正面回馈，甚至因为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一部分村民的利益冲突，引发能人声誉受损，这也造成包括战旗村、冯家湾村等在内的不少村庄面临后继无年轻能人的尴尬处境。所以，当前亟需一种制度设计，使得能人在高额的前期投入后能够获得可预期的应得声誉和合理的经济回报，这种物质或非物质回报不仅可以通过村民自治方式兑付，也需要地方政府给予制度性保障，而且后者的操作空间和作用效果更大。

(三)“精英俘获”防范机制：健全能人机会主义行为监督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能人在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尤其是在资源下乡或资源富集地区，极易出现“精英俘获”。“精英俘获”是精英获取本不属于其自身的公共资源或利益的过程，[16]其危害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使底层农户承担不对称的交易成本，[17]，引发合作目标偏离集体利益最大化，同时使普通农户边缘化。[18]商人的逐利本能和权力集中的结合，甚至可能使一些经济能人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过程中成为追逐非法利益的“霸痞经济人”。[19]所以，分析“精英俘获”的产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机制是更好发挥“能人效应”、确保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农村群体分化是“精英俘获”产生的最初条件，即资源支配权力越大的群体就有机会获取更大的非对称收益，但这不必然导致“精英俘获”，能人之所以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侵占集体收益，一大原因还是缺乏监督，能人冒险实施“精英俘获”行为的收益大于被发现并遭受惩处的成本。能人之所以面临缺乏监督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因为能人通常拥有超越村级地域范围的更强社会资本，基层政府也希望借助能人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本撬动上级项目资源，进而在地方竞标赛中脱颖而出，[11]能人与基层政府的合谋，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村民根本无法有效监督能人，而分权制在公共资源传递中的应用，又意味着中央政府难以将公共资源直接传递到目标人群手中，[20]也就无法有效监督基层政府和能人的合谋行为。另一方面是因为普通村民参与集体经济事务的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经济因素嵌入乡村社会后，原先依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差序格局逐渐演变到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新差序格局，与能人经济联系少的普通村民难免被边缘化。同时，能人权威的形成过程往往伴随着其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庇护-附庸”关系，那些进入庇护关系网络、依附于能人的普通村民，不时需要依赖庇护网络给他们带来私人利益，[21]再加上村庄内部依然保留的人情和熟人关系网络，异质性农民个体极易出现监督“搭便车”问题，即每个集体成员都希望别人花费精力和时间实施监督，最终导致普通村民对能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漠视或软约束。

政府资源或外部产业资本进入乡村时，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往往需要可以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表乡村社会与其对接，[22]这就为代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能人提前接触外部资源，并获得信息优势创造了条件。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代表集体资产所有权的“农村集体”是一个虚拟主体，各地不得不在缺乏初始委托人授权的情况，按照村庄非正式制度或借助政府行政力量代替“农民集体”实施委托代理关系决策，担任村干部或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能人可以在缺乏所有权人有效监督的条件下，获得信息收集、处理和发布的非对称优势，许多农民因为受教育程度低，既无财务审计技能，又缺乏经济管理知识，极易成为信息贫乏一方，让拥有信息优势的能人成功实现“精英俘获”。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出现“精英俘获”，许多村民倾向于采取“鸵鸟主义”行为，选择不开发集体资源，或者采用高度可控的风险规避主义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固定租金和“保底收益+分红”成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中最流行的利益分配方式，但此举反过来会极大制约农村集体资源的开发方式和“能人效应”的发挥空间。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效应”的有效发挥，既要从制度上正视能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调动能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也要防止因为缺乏监督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精英俘获”。只有有效平衡能人逐利性与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有针对性地解决监督和信息不对称难题，才能实现集体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构建能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以及基层组织监督机制和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等综合治理机制，是“能人效应”有效持续发挥的制度保障。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综合应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田野调查案例，对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能人效应”做了系统探讨，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能人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许多农村集体经济强村的快速成长壮大正是源于能人的大量资源投入。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系统分析和现实考察，笔者团队构建了一个从能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动逻辑到如何保障能人有效动员集体内外资源，再到激励和规范能人作用的分析框架，提出能人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出于多元化动机，其效应函数中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含政治身份、威望声誉等社会收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一系列保障“能人效应”有效发挥的制度，核心是建立自组织授权、弱化基层政府管制、构建外部注入资源公平竞争制度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能人能够高效公平地动员集体内外资源，推动集体资源价值顺利转化；为了统筹协调好能人逐利性与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构建能人投入能够获得可预期的合理回报的正向激励机制，并通过健全集体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精英俘获”防范机制，最终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启示

能人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必须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有效激发“能人效应”。一是正视能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动机，从制度上确保能人投入能够获得合理回报。为此，可以针对经济能人建立有吸引力的经济激励，如提高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的工资待遇，允许能人享有一定的集体资产收益分红权；打通制度性的政治上升通道，如从优秀乡村能人中定向考录乡镇公务员或招聘为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建立能人常态化的参政议政机制，如明确每年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来自农村的比例，并优先从优秀能人中推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予能人精神激励，如授予优秀能人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农村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并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建立能人作用有效发挥的内外制度。借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像冯家湾村的榆中宏立工贸有限公司一样，推动村两委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离，并建立起像战旗村资产管理公司那样的高效运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确保集体经济组织能够高效动员所属的集体资源。同时，建立针对政府投向乡村资源的公平公开竞争制度，明确资源竞争性配置的标准和程序，提高乡村外部资源注入的规范性及透明度，提高有限的外部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让能人与组织成员之间基于集体共同价值和目标，形成一系列防范“精英俘获”的制度和规范。重点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现代法人化治理，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从内部成员民主监督到外部政府审计纪委监督、第三方审计、新闻舆论监督等多方监督制度，防范能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图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作用机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