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盗火者”的翻译接力

倪伟

91岁的李文俊和爱人张佩芬住在北京潘家园附近临街的一栋楼里，他不出远门，不上网，没有手机。他几乎每天都去楼下市场转转，买点面包和水果，但再也不去书店和图书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时代，也没什么人给他寄新书了。“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黑框眼镜后面，他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

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他向记者重复了好几遍，“我就是个小人物。”

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傅惟慈、巫宁坤、郑克鲁……翻译界诸神坠落。“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打着批判的幌子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發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

门罗的短篇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

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较厉害吧。”向记者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卡夫卡作品里的孤独和绝望，与当时中国政治气候迥异，放在以苏联文学风格为圭臬的《世界文学》中相当另类。为了顺利刊发，当期配发了一篇文章，对《变形记》进行批判。

批判是假，引荐是真，一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打着批判的幌子进入中国的。为了能发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编辑部在序言里给它戴上“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帽子，宣称是“供批判用”。因为这部小说白描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为女性带来的悲剧命运，并不一味宣扬战争中的勇敢无畏、舍身为国。

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出版社出了“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上级领导打去电话责问：为什么要出这种书？出版社赶忙解释，是给作家参考用的，搪塞过去了。“我们都是从艺术的观点出发。”李文俊说，“有些领导自己也想看，时代在转变了。”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