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姜锋：我所亲历的德国是“思想与现实”上的特殊存在

在许多人眼中，德国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世界上没有哪国像它那样充满双重性：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的国度，却成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一个诞生黑格尔、贝多芬、歌德的国度，却也有希特勒、戈培尔与戈林，以至于当德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时，周边国家仍对其心有余悸。

2021年2月22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约为2121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五年成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德国分量会越来越重，中德关系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

因为长期在德工作生活，姜锋有机会更深入、更细致地去感受这个国家。他引用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其代表作《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的话解释“复杂的德国”——“这个国家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的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到汽车的方向，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所以公共汽车走的方向同上层看得很远的人不是同一个方向。”

这是路德维希在希特勒发动“二战”后，对自己民族的痛苦反思。这种责之切源于爱之深，用他的话说，“把德国所有皇帝和首相加起来，也比不上莫扎特与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艺术、绘画相媲美。”

于是，与姜锋的交流就从一幅画开始。

民族性：恶劣环境下的“随机应变”

洪俊杰：感觉德国像本很难读懂的书。

姜锋：在驻德使馆工作期间，我曾陪同马灿荣、史明德两位大使向德国总统递交国书。这是很隆重的典礼，礼宾官先把客人引导到总统府右侧花园厅等候。大厅挂着两幅画——右侧是腓特烈大帝，左侧是其父“士兵国王”威廉。总统府客厅是极具象征性的场所，在此挂腓特烈大帝的像，想来定有深意。了解德国民族性，不妨从这位君主说起。

腓特烈在1740年成为普鲁士国王。当王储时，他是和平主义者，曾著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主张为政以德，反对为权力而不择手段并反对战争。然而继位后，这位国王却发动多次战争，普鲁士开疆扩土，成为欧洲军事强国。腓特烈是位独处的君主，别人无法了解他如何做出选择。这让我想到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人意料的“统一十点计划”，据说公布前外长根舍还不知情。还有就是默克尔总理核能政策的转变，她曾是核能的支持者，但2011年发生福岛核泄漏后，她迅速下令逐步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令各方惊讶。

尽管不能简单联系，但在和平与战争间、在支持与反对核电间及民族统一不同策略间，德国政治人物能因时而变，且快速切换，这恐怕不只是偶然，或许还是政治文化历史的必然。

洪俊杰：这与外界认为的“古板”德国人不一样？

姜锋：德国政治人物的“随机应变”与其“悲惨”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强大德国只存于近现代，在中世纪开始，德意志民族生存环境就非常恶劣，土地贫瘠、气候严寒、外族入侵、资源匮乏、长期处在分裂状态，最多时有300多个邦国。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伏尔泰曾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更不是帝国。即便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但统一也是分裂的统一。南部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统一的德国无奈成为小德意志。

洪俊杰：这段历史如何影响德国民族？

姜锋：尽管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多是四分五裂的小国寡民，但他们思想中的“神圣帝国”却持续生存近千年，直到1806年帝国解体。有时人们觉得，德国人是“思想巨人”，应该与他们特殊的历史经验有关——想得大，有替天行道的抱负，这也包括如今在外交上格外强调普世价值等，不仅要管自己的事，还要管大家的事。

再回到腓特烈大帝。他应该是普鲁士打仗最多的君王之一，屡处绝境，每次都要留下遗嘱，内容多为军队固然重要，但国王首先要收好税、管好账。因为那时普鲁士领土分散、交通不便，高效的行政管理显得非常重要。这一传统被延续至今，德国行政管理得井然有序。

再比如，过去普鲁士在欧洲被视作“野蛮民族”，国王很自卑，腓特烈大帝甚至鄙视自己的母语德语，他用法文写作，在波茨坦修建柏林的凡尔赛宫——“无忧宫”。他与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没什么来往，却和法国人伏尔泰交往密切。自卑感会让人更愿学他人长处、发愤图强，“哀兵必胜”，德意志民族近代逐渐崛起与此不无关系。不过，自卑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傲，比如德法间几百年来的纠缠，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价值观：逼仄空间致只能“向上看”“往里走”

洪俊杰：这些历史会不会影响德国“形而上”那部分？

姜锋：德国总统府总统办公桌背后有幅“魏玛缪斯庭院”油画，上面绘有歌德、席勒、洪堡等大家。政治概念上、领土意义上的统一德国，是在这些大家逝世几十年后的1871年才出现。但谁能说这之前德国就不存在呢？德国强烈存在于文化中。黑格尔曾说，德国不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国家，是存在于思想中的国家。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文化事关民族的存亡与身份的认同。

洪俊杰：文化的背后是思想。

姜锋：德国人的思想性，很大程度是由它逼仄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长期处于被外界挤压的状态，迫使这个民族只能“向上看”“往里走”。也就是康德说的，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黑格尔还想出“绝对世界”概念，“人不再是孤立的，人这个小宇宙已经融入到大宇宙之中。”

德国人建构的世界往往存在思想中，并非现实中。这造成德国民族的高思辨性。精英阶层认为，思想的存在比物质的存在高贵很多。直到现在，“物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还是被人看不太上。

同样，德国人很注重“独处”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要时常同自己对话，类似我们说的“君子慎独”。但中国的“慎独”是种道德观念，在德国，独处是生活状态和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