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为了同一的目标

刘晴

鲁迅曾把中国共产党人称颂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却把很多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视作“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同道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他们的交往与异曲同工的文化选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忘的红色记忆。

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为了文学的革命

1918年1月，鲁迅加入《新青年》编委会，并于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这一笔名登上文坛。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相知，就与共同参与《新青年》杂志编委会的工作有关。

虽然《新青年》内部曾有过拉帮结派的现象，但据鲁迅所知，李大钊“绝对的不是”。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保存着李大钊编的三期《政治生活》杂志。在这几本杂志中，有李大钊用“守常”“猎夫”等名发表的文章，其中一期刊载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曾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李大钊所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鲁迅发表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无疑是用文学的语言回应了“将令”。李大钊也曾高度评价当时鲁迅新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说这篇小说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的战友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

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后来，鲁迅提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对于陈独秀的性格，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与左翼翻译：志同道合的“窃火者”

翻译与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勞作。在鲁迅看来，翻译是输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他一生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约300万字的著作，和他自己创作的字数接近，或可证明其对翻译的热情不亚于创作。在鲁迅的译作中，有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苏俄革命文学，在鲁迅的“红色朋友圈”中，也不乏这样的“同道者”。

早在1920年，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这一年，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陈望道就把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1928年下半年，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正式开业，在鲁迅等的支持下，这个机构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为特点活跃在上海书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应陈望道的约请，鲁迅“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地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把清代何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倾注了鲁迅对志同道合的瞿秋白亲如手足的情谊。

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那时候，由于瞿秋白夫妇从事革命工作，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仅无私关怀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1932年到1933年间，鲁迅先后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自己的寓所避难。

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瞿秋白的这篇序言中分析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及整个思想、文化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杂文的价值。

1934年，瞿秋白接到党的通知，奉命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5年3月被国民党武平保安团所俘，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秋白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从没间断过的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内完成了亡友60万字的译著遗文的校对工作，并用与朋友们募集的印费，把这部书以瞿秋白的别名“史铁儿”的名义出版。1936年7月17日，面对这部书下卷排版工作的拖沓，鲁迅在致杨之华的信中悲哀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