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阴影·双重“自我”·代际悖论

重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顾奕俊

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作家王蒙与批评家王干“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斑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在其中一次对谈中，王蒙特意强调了写作《活动变人形》初稿的具体时间：“我开始写的时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汉写的，1985年完成的，当时还没有寻根、文化热。”这显然是为了表明《活动变人形》在创作层面与1980年代中后期喧闹的文化思潮保持着某种可见的距离。不过，就单部(篇)文学作品发表出版与相应时期阶段文学思潮脉络之间的关系切入，《活动变人形》却又是一部“恰逢其时”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品本身对父辈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精神结构有着意味深长的追踪，以及《活动变人形》问世前后愈演愈烈、让人多少有些晕眩的“文化热”、“寻根热”，实际上很容易促使当时众多批评者依循“惯用”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评价机制对《活动变人形》作出自认为妥帖的论述。但假如重新看待王蒙在与王干对谈时特意提及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之于“寻根热”、“文化热”的距离感，就应该意识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多有关《活动变人形》的文章或观点一定程度上只是凭着“自以为如此”的主观意愿将小说与相应时期显著的思潮态势进行“匹配”“铆合”,而没有触及到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时的某些更为隐晦、同时也更为复杂的意图。相关评论者的阐发只不过是在试图确认《活动变人形》与某个具体时期阶段的关联性，或是以“旧中国与新中国”这组切分对象作为“小说叙述的动力”，却没有充分理解《活动变人形》所涉及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复性、延续性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