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女儿

□吴宝三

吾家有女

70年代，吾家有女肩挨肩，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大一岁。我和妻子收入微薄，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过百元，孩子不可能全送幼儿园，无可奈何，我只好离开省城令人艳羡的新闻单位，携妻带女来到辽西走廊一个陌生的县城工作。在这座小城一干就是15个年头，成为“天涯沦落人”，不知今昔是何年。

即使到了县城，拉扯三个般大般的孩子亦非易事，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吃不上饭是常事。怎么办，和妻子商量来商量去，决计把只有三岁的二女儿送到千里之外的姥姥家。

妻子返回的那天晚上，二女儿有所察觉，警惕性极高，生怕大人离开，说什么也不肯睡觉，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枕包待旦。直到火车快进站了，才好歹将她哄睡。第二天女儿一睁开眼睛，发现妈妈不见了，大哭大闹不止，小姨忙将一个气球塞到她手里，方破涕为笑。姥姥说，用一个气球换一个妈妈。说罢，独自倚门叹息。

“爱子心无尽”。二女儿五岁那年，我去接她回家来上学，孩子东藏西躲，不愿跟我回来。好不容易带到火车站，任你如何哄骗就是不肯上车，在车门口哭喊着说，我回去再看看姥姥，就看一眼……

在小城生活的日子里，单位为了照顾双职工，每天中午用汽锅为职工家属蒸饭。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每顿蒸一饭盒大米或高粱米饭，一饭盒土豆炖白菜之类，清汤寡水。家家户户皆如此，几乎无甚差别。

开饭了，三个小囡围着饭桌坐好，效仿小学生的样子，双手背到身后，规规矩矩等候大人上桌。那时油水太少，又没有什么副食，孩子们有时吃得饭盒见底还未吃饱。看见孩子们吃得香甜无比，我和妻便放下筷子，这时，大女儿往往用脚在桌下踢两个妹妹，示意不要吃了，给爸妈留一点。

在我工作单位的大门口，是个小市场，职工下班之时，分外热闹。特别是卖冰棍的吆喝声，像磁石一样吸引大小孩子们驻足不前。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吃冰棍，尽管只有五分钱，妻子还是舍不得买，又怕同事给买，忙领着几个孩子快步走开。每当此时，大女儿就对妈妈说，给她俩买一根吧，我不吃！

大女儿上小学了，每天自己背着书包上下学，从不要大人接送。一日大雨如注，电闪雷鸣，我撑着伞赶往学校。路上遇见女儿迎面走来，但见她淋得像只落汤鸡，在泥泞中吃力跋涉，塑料凉鞋几次陷进泥水里，拔不出脚来。

这是30多年前的事。如今，我的三个女儿都走上工作岗位，都有相当的独立生活能力。许多老朋友见而问之曰，那么艰难的岁月，何以将三个女儿带大？我不知如何答对。蓦地让我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的朋友、著名剧作家丛深曾创作一部电影，名叫《千万不要忘记》，剧中的丁爷爷对教育子女有一个主张：不要让城里孩子生活太优裕，把孩子送到乡下去放几年猪。回头想来，这位老爷爷的教子观或许不无道理。

送女上大学

历史现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十五年前，我是乘坐这趟特快列车去北京上大学的；二十五年后，我又乘这趟列车去北京送二女儿上大学。二十五个春秋过去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时我们这群来自全省各地的热血青年，坐在阳光照耀的硬座车厢里，一路唱着革命歌曲，一路洒满革命豪情，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如今，我和女儿坐在全封闭的硬卧车厢里，港台歌曲不绝于耳，我不禁喟叹，时代前进了，世界改变了，二女儿都成了大学生，不知不觉中，我已老之将至！

陪女儿办完所有的入学手续，安置好床铺，非但没有喘一口气的轻松，心情反而愈加沉重。我对女儿说，带你到市里转一转吧，对京城有个大致印象，明天我就回去了。谁知原来答应得好好的女儿竟然变了卦，任我怎样说执意不肯践约。我要发作，转念想到分别在即，便哄骗她说，老爸要买件上衣，帮我参谋参谋，精明的女儿理解我的用心，欣然首肯了。先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转了一圈，后到东长安街上眺望了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便坐车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学校。女儿说，不知为什么，不回到学校心里不踏实。我猜度，她还是被外语所困扰，这是心理压力所致，对于学了几年俄语的她，再转而去学英语谈何容易！难怪她总喃喃自语：“英语课本有三十多册，我得拼搏！”

当日下午，女儿果然领来一抱英语课本和一打盒式带，她对我说：“家里的单放机一时捎不来，先买个旧的用吧！”我宽慰她，不要压力太大，凭你的天资和悟性，会跟得上的。时下，不少大学生考进大学后，当做进了保险箱，不思进取，女儿有此上进之心，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那一天，我是中午去学校向女儿告辞的，正赶上宿舍里五个同学围坐一起吃午饭。女儿见到我，马上放下刚刚掰开的馒头，领我去食堂，她知道我喜欢吃带馅的，买了六个包子要我回宿舍和她一起吃。我坚持回招待所去，好让她快些回去吃饭。正当我在距学校二十多里的林业部招待所里吃包子时，有敲门声，来人竟然是女儿。学校到这里要换乘两次汽车，人地两生，能找到这里，够难为她了。后来我才知道午饭她未吃，买的饭菜完好地放在书架上，心慌的女儿自从离开家后，还没有吃好一顿饭哪！

这个孩子从小营养不良，几乎没吃过什么营养品，和大人一样吃高梁米、玉米面，不到一周岁就能走路，在幼儿园抢着帮阿姨倒痰盂，递笤帚。看着她单薄的身体，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愧疚。天性开朗的女儿此时望着我简单的饭食，不无戏谑地说：“老爸呀，莫要太艰苦哟！”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女儿挽着我，坚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路上，她将叠得很板正的两张百元人民币塞给我，可见她对我们这次北京之行的支出有多么明白的计算，我不收，想她离家在外，手里应有几个机动钱。然而女儿却说，穷家富路，以后家里可以给我邮。我无言以对。孩子在父母跟前总长不大，一旦离开父母一下子突然长大了，不是吗？她从不艳羡那些花钱大方出手阔绰的男女公子，亦不歧视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也没有随便花钱的习惯。她曾向我说过，某某同学花那么多钱，不好好学习，真是对不起父母的辛劳啊！

公共汽车开动了，从车窗向后望去，只见亭亭玉立的女儿木然地站在站台的铁栏杆旁，似一棵孤独的白桦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风中，那束又浓又密的长发像白桦的枝条轻轻摇曳，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女儿啊，你不会孤单，回到学校——大森林的怀抱里，你定然会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一天天成长，也定然会迎来一个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还鸟儿一片天

选择早春二月第一个双休日，去办一件比参加亲朋好友婚礼还郑重的事。

入冬，我同妻子、上小学的女儿去小兴安岭探亲。一场大雪过后，久违的酥雀又成群结队在雪地树林中唧唧歌唱。我的一颗童心复苏了，一下子想起家乡小镇，想起用秫秸扎成鸟笼，挂在树枝上捕鸟的往事。不知何故，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一个捕鸟的孩子，向他要了两个酥雀，禁不住心头一阵窃喜。当然，要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付钱不要，便让那孩子堡餐了一顿苹果，那情景，很有一点中东用土地换和平的意味。

当我将用尼龙丝编织的小笼装进用布作的大三角兜里，小心翼翼带上火车时，过惯了大自然日子的生灵怎禁得住这般黑暗，一有亮光，便扑楞翅膀，不停乱撞，一心想冲出牢笼。每当为其通风时，扑楞更甚，不识时务得叫人心烦。细想下来，它们何错之有，不正是向往和追求自由，才似飞蛾般扑向火的光明？

回到省城，家人精心喂养。听说驯熊跳舞，将熊赶到一块烧热的铁板上，铁板灼烫，音乐起，熊两只脚来回倒换。条件反射，凡听到音乐，熊以为又是烫脚的铁板，便不由自主地跳来跳去。我照此驯鸟，但两只小鸟野性不泯，人一接近，似炸了窝一般，特别是一见到明媚的阳光，便不顾一切撞击鸟笼，其中那只红肚囊的鸟因此而腿部负伤。全家人不得不坐下来，讨论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以往，家庭成员在一些事情上总有持不同政见者，惟有这次将鸟儿放生认识统一。

何时放，往哪儿放？就放生的一些技术性细节未能取得共识。就地放，城市虽有园林，却无可食之物；现在放，春寒料峭，鸟儿圈了一个冬季，怕适应不了多变的气候。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拍了板：待到春暖气温回升，放到江北我故乡附近的农村去，那里该是鸟儿的家园。

乘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家乡久违的呼兰河边。女儿像平时添米加水那样打开笼门，两只小鸟争先恐后，箭也似的飞向旷野，没有留恋之意，没有缱绻之情。蓝天共有，人与鸟之间原本应是这样！然而，我却生出些许“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更多的是为它们的命运担忧。

放生归来，胸有微澜。放飞两只小鸟，似有小题大作之嫌，何以至此？但我想了许多。在北京上大学的二女儿，假日里曾去紫竹院公园守护斑头雁；身边的小女儿，在家中首先提议并多次敦促尽快放生；而童年时代的我，曾加入过捕鸟大军，打鸟、攀树、折花、踏苗，为捕捉到美丽的鸟儿而雀跃不已。今日放生，怜悯之外则是忏悔，忏悔童年的无知，忏悔因我而失落的那么多花香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