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春明
1973年7月,我高中毕业,9月到大队乡村小学当教师。刚进校时,学校只有三名教师:负责人胡老师只教政治课,语文、数学由我和另一位年长的王老师承担。我教一二三年级语文、四五年级数学。后来,学校迁到大队部所在的村里,建了新校舍,教师也增添了两三人,班级变成了三个。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还是复式班,只有五年级单独教学。条件虽有改善,仍不尽如人意。
王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文革”时游过街、挨过批斗,却总是乐呵呵的,让我很佩服。后来,负责人换成了上海下乡知青蔡秋萍,一名女老师。她很尊重王老师,和我的关系也很融洽。学校条件差,我们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一所村小办得像模像样。1979年全县第一次教育工作表彰大会,我校教务组还被评为先进集体。
那时很重视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没有篮球场,我们就买了两个篮球,让学生分组比赛拍球赛跑或拍球数量,训练了基本功。
田径场也靠自建。我们老师先挖好一个大坑,再组织高年级学生上山挑沙。个子小的学生一次只能挑十几斤。当时我年轻,每次都带头挑满满的一大担沙回来。沙坑做好后,我们还请木匠做了一副跳高架,除了上体育课对学生教学外,我们老师每天也来训练。
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体美老师,我们只能赶鸭子上架凑合。我教过音乐、美术和体育,都是干中学、学中干。我学会了识简谱、唱歌、篮球、跳高跳远、教课间操等等。
那时候没有硬性规定,我们每周一还是自发升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