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与明朝的对外信息传递
——以《朝鲜赋》《交南赋》为中心

尧育飞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明朝翰林院侍讲董越(1431—1502)奉使朝鲜，五月归国，旋即撰成《朝鲜赋》。两年后，《朝鲜赋》刊成，董越将书寄赠朝鲜，朝鲜成宗(1457—1495)下令“其速印进”。此赋日后还传播到日本，成为东亚外交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赋。在明代赋作中，类似《朝鲜赋》这样的外交赋作还有不少。它们的诞生受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左右。

赋与外交关系密切，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诵诗者亦谓之赋诗。”行人作赋起源甚早，主旨及题材也丰富多样。汉代以后，行人赋作甚少。明代的《朝鲜赋》及《交南赋》是存世行人赋作的典型，业已成为研究热点。曹虹较早揭示董越《朝鲜赋》与明、鲜外交的关系，并探讨儒家“周览咨询”与《朝鲜赋》创作的关系。叶晔将《交南赋》与《朝鲜赋》并列为“明代域外赋的双璧”。不过，与明朝外交关系密切的赋作并不止于《朝鲜赋》与《交南赋》，赋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尚待深入拓展。在明朝的外交活动中，赋居于何种地位？《朝鲜赋》《交南赋》何以成为赋史上典范性的行人赋？明代出使赋作与明代外交信息传递机制关系如何？明朝如何利用这些赋作传递外交信息？此外，就创作的内容和体制而言，外交活动在赋作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凡此，是本文着意探讨的。

一 《朝鲜赋》《交南赋》的诞生与外交

赋与外交活动紧密相连。汉赋中的《甘泉赋》《羽猎赋》《大雀赋》《荔枝赋》等均有外交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并非外交活动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