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荣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又译“自然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古罗马老普林尼的《博物志》,近代更是发展为科学的主流学科,涌现出林奈、布封、达尔文和赫胥黎等大博物学家。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科学的地位非比寻常:“科学力图从其他领域汲取力量用以证明自身的意义,但也力图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提供认识的原理。科学作为合法性源泉与有待合法化的知识的双重特点,深刻地体现在科学/政治、科学/文明、科学/时代等有关科学的叙事方式之中。”(汪晖1111)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打破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野,形成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博物学知识与理论也从福柯的“认识型”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话语,成为革故鼎新、救亡图存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周氏三兄弟都加入“科学话语共同体”,以博物学理论与知识为根基提出新文化思想。鲁迅的“科学救国论”以博物学为重要支柱,并以“生物学的真理”提出“幼者本位”伦理思想,批判封建礼教的“孝”,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周作人提出“生物学的参考”和“伦理之自然化”,提倡新道德,破除旧道德。周建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进化论文章,翻译《物种起源》,提出“民族进化论”。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发展出新思想与新伦理,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自1858年韦廉臣、艾约瑟和李善兰合译《植物学》、1867年《上海新报》发表合信的《博物新编》起,西方博物学开始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