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一个文学常识的生成

林 锋

在清代，韩愈“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之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翻检其时文献，可以发现以汉学家为中心，清代能文之士频繁引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以示自己对小学的重视。可以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常识化”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此之前，小学从未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作文需通小学不仅成为文人的广泛共识，还与西方语文学相结合，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教育。本文拟从观念演变的角度出发，系统考察“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提出、流布以及其内涵变异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理论旅行”中，有哪些因素促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文学常识。

一、 清代之前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语出韩愈《科斗书后记》。文不甚长，今节录其有关者如下，并稍作解说：

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善八分，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故三家传子弟往来。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韩愈105—106)

朱熹《韩文考异》于“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句注：“‘识’下或有‘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