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小小说

◎李方

驻村小小说

◎李方

独霸角

我第一次去帮扶户赖青久家，是队长龚海鹏陪着去的。车从刘湾、滴垴、下寨几个小队驶过，七扭八拐，从谷底爬上梁顶。道弯路窄，但都已硬化，还不算太难走。远远看到山嘴上有几株落完了树叶显得灰黑的树木和一户人家高耸的蓝色屋顶，龚队长让停车，说：前面车不能走了。秋天的时候已经挖开了路基，打通最后一公里，现在天冻了，没法硬化，停工了。

只好拿上扶贫手册、各种表格，步行前往。

一边躲避着挖虚的土，一边听龚队长讲赖青久。

这人是个独霸角，跟谁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大集体的时候，几乎和队里的每个人都闹过别扭。别说其他人，连自己一母同胞的两个弟弟都不对付，打架吵嘴住不成邻居，搬到这个山嘴上来了。

我心里一沉。独霸角是西海固的土语，谓人性格孤僻，待人生冷硬倔。摊上这么一个扶贫对象，工作怕是难以顺利开展。

还未到门口，当路一根绳索，栓在路两边的枯树上。

龚队长说：“看！如何？好端端人、车走的路，给你用绳子拦了。”

赖青久快六十了，眼不花，耳不聋，腿脚利索。问：“干啥的？扶贫的？拿的啥？”

我说：“今天只是来认个路，见个面，填表掌握一些基本情况。你抽烟吗？不抽？那我也不抽了，免得让你受二手烟的害。”我拿出烟敬他，以便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见他不抽烟，只好作罢。我又问：“老赖，干嘛在路上拉绳子啊？”

赖青久很生气：“硬路挖成了虚土，又不硬化，人来车往，尘土飞扬，挡住，不让他走。”

“这是路啊，怎么能挡呢？”我劝解他。

赖青久大手一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里不让走，他可以弯着走。山下边还有一条路，全硬化，又不远，不过多走十五公里罢了。”

初次见面，不好搞得太僵，了解完大致情况，填好表格，就道别离开了。

清明前后，栽瓜点豆。抽了空，第二次去老赖家。这次因为正在硬化道路，施工车辆较多，所以将车停得更远，和陪同的妇女主任一同在人欢马叫的施工路段的边上走。

妇女主任说，独霸角就是独霸角，说话办事就是跟人不一样。前些年湾里种西瓜，也是个收入。他拉瓜到街上去买，别人问瓜价，多少钱一斤？他说一毛。别人说少价吗？也就是那样随口一说，实际上瓜价人人都知道，就蹲下来挑瓜。结果他说：少价。两个五分。你想谁还买他的瓜？去年搞养殖，他老婆养了头母猪，下了猪娃子，让他用摩托车捎到集上去卖。别人问：“猪娃子好着吗？”他给人家来一句：“不好，害病着呢”。

我说：“这不纯粹跟人抬杠吗？”

妇女主任躲着驶过的车辆笑着说：“就是呀，害得他老婆背篼里装上猪娃子集集不落地去卖，又不会骑摩托，害惨了。”

好容易到了赖青久的门前，绳子没有了，换成了两根长竹竿，打着叉挡在路中间。进了门，妇女主任说：“老赖啊，市上……”

老赖背着背篼，手里提着铲子要出门。问：“干啥的？扶贫的？”

我说：“老赖兄，去年冬天我来过，今天来是核实一下，给你的化肥和薄膜送到了吗？送到了？送到了好，请在手册上签个字，也不敢耽误你下地。可是，赖兄啊，干嘛还挡着路啊？拿掉吧。”

赖青久气得扔了手里的铲子，说：“拿掉？拿掉还不把我家门口当骡马市场了？化肥是拿来了，往家里抬的时候把袋子扯破了，化肥撒了一路，害得我扫了好半天。”

妇女主任脸上挂不住，说：“他叔，你把路挡着车上不来么，这么远的路抬上来，可不扯破了。”

赖青久仰头怒目：“你又没来，你又没抬，你见了？”

弯腰拾起铲子回手扔到背上的空背篼里，就要走。

我沉下脸，拦住他：“赖兄，撒了的化肥再补给你一袋都行，但你得把路障撤了。这是众人走的路，你不能这样。”

“咦—一袋化肥两卷薄膜就能指挥我了？路是众人的，但家门前这一截是我的！”

我们只能跟在他的屁股后头出来，先走了，他在身后恨声恨气地锁着大门。

到了秋天，基础母牛入了栏，非得签字不可。但我心里发冷，不想再上山爬洼到山顶上去。我跟村支书说：“你啥时候去老赖家顺便把扶贫手册带去，让他把字签了。年轻的支书连忙摆手说：那绝对不敢。别人的可以，老赖不行。你去了他多少还给点面子，我去了那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呢。”

这也是实情。现在村上的工作不好搞，村民和村干部之间，有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隔膜。只好憋着气再去。车一直开到赖青久家门前不远。一根粗壮的长椽横空而过，两头用长钉死死地钉在路两边的那两棵枯树上。车只能停在这里了。

支书说：“我们钻过去吧。”

我说：“不。”

我掏出手机拨打赖青久的手机。

“谁？打电话啥事？”

老赖将头从大门里伸出来，望了望，关了手机，向我喊：“基础母牛已经拉回来养

在圈里了，没啥事我关门了。”

我厉声喊：“老赖，过来！”

老赖趿拉着棉拖鞋，擤着鼻子，边走边说：“天气冻得人淌清鼻呢，出来干啥呀？”

我说：“天寒地冻是实情，一万块钱的母牛也养到圈里了，签个字你都怕麻烦？你这人是不是太有点不知好歹了？”

老赖签了字，手扶着拦路的横木，平视着我的眼睛说：“别说一头牛，就是给上十头牛，也是政府给的，又不是你给的，我有啥不知好歹的？不是看你大冷天跑一趟，我连字都不给你签。”

说完转身回去，哐地一声关了大门。

我和支书站在寒风里，显得很无奈，甚至看上去可能还有点无聊和滑稽。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们也匆匆忙忙地走了。

要知道，下了雪，开车走山路是很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

老梁同志

老梁是非常偶然地混进乡镇干部这个队伍中的。

许多人都不清楚老梁在乡政府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就连书记、乡长都不大搞得明白。现在的干部都很年轻啊，而且交流、升迁得又快。当地提起来的还多少知道一点底细，空降下来的，很少会做细致了解下属历史这类琐事。谁来了，都是风风火火地干，沿路经济啊，设施农业啊，规模种植啊，一乡一品啊等等，花样、项目繁多，一个和尚一个调，一个姑娘一朵花，绝不重复。干上一年两载，走了。谁动这个心思呢？

但老梁确实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每天在乡政府院子里出出进进。看到干净的水泥地面上有被风吹着走的小纸片，他就迈动着一双老腿，如猫追线团一般地跑着，抓住了，举到小眼睛前仔细看看，确认是张无用的废纸，慢腾腾地走到垃圾筒那里，稳妥地将纸片按下去，拍拍看不见的尘土，背着双手很领导地踱到院子里的花坛边，站在那儿沉思着，看着花草在风中的各种姿势，很久，不解地摇着头，走开。

但每当天上落雨的时候，老梁就会很忙。也不披雨衣，就戴顶草帽，握着铁锹，一会儿在下水道那儿疏通，一会儿又铲土培埂把积水引导到花园里，一会儿，只看到铁锹不见人，是老梁同志抱着砖头去了厕所。厕所那里地势低，积水深，同志们上厕所会湿了鞋，所以要排列两行砖，垫脚。但雨过天晴，那些砖头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老梁同志一一收拾掉。乡政府里大多都是年轻人，晚上喜欢喝夜酒。喝多了，栽跟绊头的，让砖头崴了脚也是很不好的事啊。

好多人误以为老梁是乡政府雇佣的勤杂工，其实不是。老梁从参加工作就在这儿，风光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沉寂了，到现在纯粹是个元老。老梁又不会操作电脑，年纪又这样老，你让他再干什么？

当然领导和同事们还是记着他的，尤其是他的老伴儿过世，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之后，每当外出吃饭的时候，就会说喊上老梁，喊上老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吃的个啥饭。

老梁就去了。

去了也不喝酒。吃菜也只是快速地吃肉菜，吃豆腐，但不吃鱼。

领导和同事劝他：“老梁，吃鱼啊，味道不错。”

老梁眯着小眼睛，笑：“你们吃你们吃，我不爱吃鱼。”

大家也就不再劝，忙着斗拳喝酒了。老梁肉菜吃饱了，一张一张地抽着餐巾盒里的纸，厚度差不多了，悄悄地装进衣服兜儿里。

退休的前一年，乡政府里调来了一位慈眉善眼的女同志，姓徐。徐女士的儿女当然已经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都不在身边。

悲痛的是老伴儿三年前去世了。也不是黄土隔人心，但烧过了三年纸，那份情缘就尽了，而徐女士的娘家在这里，调回本乡，也好亲近年迈的父母。

来了只三个月，就有热心人挑明了一件事：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儿夕阳红啊！先给徐女士说，没想到还真有意。老梁并不是欢天喜地，而是权衡利弊，答应处一处再说。

都是将近退休的人，没有那么多浪漫，干什么都讲究实际。老梁请徐女士到街上吃饭，也只是一人一碗面。

吃着拉条子拌面，就着红皮蒜。老梁看面馆的老板不注意，抓了一把蒜，迅速地装进衣兜里。

徐女士皱着眉，悄声问：“你这是干什么？”

老梁低了声气说：“这个老板太可恶。那一年大蒜紧张的时候，我来吃面，桌子上没蒜。问人家要蒜，人家抢白我，说一斤大蒜九块钱，一斤猪肉八块钱，蒜比肉都贵。有免费的蒜，总没有免费的肉吧。现在蒜免费了，多拿他几个。”

徐女士只好不说什么。

饭后散步，夕阳正好，两个人和谐地走着。

老梁说：“现在的年轻人，啥都不懂，只知道挥霍。每次吃饭，都大鱼大肉，我就不吃鱼。”

徐女士说：“我听他们说你不爱吃鱼。”

老梁缓慢着声音说：“不是不爱吃，是吃鱼费事，得花时间挑刺啊。我年轻的时候，刚参加工作，最爱吃鱼。慢慢吃，仔细吃，没人敢催。现在老了，就只能吃肉。”

徐女士深表同意：“你可真实际。”

又过了三个月，相处得还算好。徐女士提前告诉了老梁，第二天她过生日。老梁眯着眼笑了。说：“我会给你送一件独特的礼物。”

徐女士的脸少女般地红了。

第二天，老梁慎重其事地将徐女士叫出办公室，双手递给徐女士一张彩纸糊制的卡片，上面是老梁的亲笔字：亲爱的徐锦玲女士……

一段大有前途的黄昏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徐锦玲女士对别人说：“我看老梁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没想到那么大年龄还有着文艺气质。我要找的是过日子的老伴儿，找一个老诗人，怎么靠得住？”

又过了四个月，看看年底，老梁同志年龄到线，办了手续，光荣地退休了。

一棵树

方文把车停到村道边，看了看停着的大铲车，没看见师傅，就拿着手机拐进了通往陈稳弟家的巷道。也就十来步远，雷继武家门口，巷道左边的树下，聚着一群人。

这是棵老杏树，主杆碗口粗，树皮黝黑，皲裂，枝叶稀少，半死不活的样子。离着几步，就听雷继武的老婆说：“别看我的这棵树老，年年结的杏子却不少……”妇联主席李新改打断她的话：“你这是个老品种，结的杏子还没个羊粪蛋儿大，现在谁还吃呀。”雷继武的老婆撇着嘴说：“不吃也有用啊，我捏破杏儿取杏核，每年杏核也卖几十块，平头百姓，不比你们村干部，月月有个麦子黄。”村主任张彩宏给雷继武说：“老雷，给你婆娘说说，咱有啥事说啥事，别扯那么远。”一扭头，看到方文一步一步上来了，又说：“第一书记来了，你有啥给第一书记说。”

众人都把身子调转过来，看着方文。

雷继武搔着明光闪亮的秃顶，扭着脖子说：“婆娘说的也没错啊，杏子不能吃，可杏核儿能卖钱啊，你说对不对，方书记？”

方文笑着说：“这没错，别说杏核儿能卖钱，就是山上的野毛桃，大家不都摘来敲出核儿变成钱了嘛。”

张彩宏气狠狠瞪一眼方文：“他的杏核儿能卖个屁钱，指头蛋儿大的个杏子，能有多大的核儿，月里娃娃称老爷，多大的仁（人）儿？谁要！”

大家都笑起来，风吹过，老杏树上落下几片树叶，在人的脚下打着旋儿。

方文说：“人小骨头老，三岁半的娃娃也有当爷的。”又拍着雷继武的肩说：“但这会儿不是论辈分的时候，老雷，铲车在这儿停一个小时，村上就要损失二百八十块钱，咱耽搁不起。就这么一棵树，你说吧，无非是钱的事，报个数。”

雷继武扭捏起来：“你们要推陈家的旧庄院，不关我的啥事。但这树是我的，别伤着我的树就行，这是老先人栽的，是个念想。”

张彩宏说：“但树要是不挖掉，铲车就开不上去，陈家的危房就没法拆，老雷，这咋不关你的事？”

“那是你和村上的事，我们管不着。要个低保就难肠的很，要个救助就像是掏你自个儿的钱，挖树开路的时候就用着我们了？”雷继武的老婆说完，扫了众人一眼，进门去了。

雷继武也想溜，方文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老雷，啥事都要从平处过呢。不是不给你们低保，而是不能给你们低保，你儿子有车有楼房，家里这样好的光景，还需要救助？这政策你是知道的，对吧？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说到儿子结婚，雷继武的脸红了。结婚当日，定好的娶亲车有了麻烦，去不成了，把老雷急得眼睛发麻。方文的车，正好是红色的，二话不说，贴上喜字，绑上花束，抬脚就走。婚礼过后，老雷过意不去，要请方文喝酒，结果让方文给上了一堂政策课。

“现在你看，你的树挡在这儿，铲车上不去，陈家的危房拆不了，耽误事。你我都是男人，一句话，你的这棵老杏树，我个人买了，二百元，行不行？”方文盯着雷继武的眼睛说。

雷继武又搔头，又摸脸，半天了才说：“书记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但怎么着，也不该由你出钱买啊。”

方文说：“村上没有支这个钱的项目，你也别给村干部出难题，就这一棵树的交易，咱俩做，行不行？”

“行！”

方文向铲车师傅挥了一下手：“师傅，挖吧。”又掏出手机，找出雷继武的微信，发了200元红包，说：“老雷，我可跟你说，这二百元，我只买了把树拔起放倒的权利，树，连枝带叶，还是你的。”

雷继武笑嘻嘻地低头看着手机，口里说：“杏树改成板，做成小案板，送书记一个，也是个念想。”

铲车轰鸣着开上来，把老杏树连根带土挖出来，众人七手八脚，抓着主杆和枝叶，把树轻轻地放到旁边的空地上。树上结的青涩的杏子，三三两两，滚落开来，真像羊群过去洒落在地的粪蛋儿。只是，不是黑色的，是绿色的，有着淡淡的清香。

犯错

在未调离教育行业、进入人大机关之前，我对乡镇干部的构成、文化层次、人员素质、工作性质和行为处事的习惯与风格，总的来说是知之甚少、相当隔膜的。我总觉得乡政府里的那伙人是些不拿锄头的庄稼人。但做人的品质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说话粗鲁，办事潦草，作风还无来由地霸道。干什么事都咋咋呼呼，有拉大旗作虎皮、依仗官府欺负人的味道。

尤其是我在师范读书、毕业后转行到行政工作、竟然成为我们乡乡长的一个同学到任，来村子里指导工作所犯的幼稚可笑的错误后，我对这类人的反感就更甚。

那时候我即将调入人大工作，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在老家务农的弟弟告诉我：“你还说你的那个乡长同学是农村出来的，看来他对农村的情况啥也不知道。乡上在咱们村推广设施农业，建温棚。我说咱们家的地地头长，宽度不够，没法搭建温棚。你猜人家怎么说？两家共搭一个棚，各种各的。”

我才知道，人稍微当上一个芝麻大的官，就会变得很愚蠢。

到了人大机关后，我提出到全县各乡镇去跑一跑，熟悉一下全县的情况，了解一下行政工作的程序。人大主任已经快退休了，是个明白人。因此慈祥地笑了，批准了我的请求。

首先奔东部山区高渠乡去了。

内心里有个小九九。

高渠乡十年前我去过。那是因为寒暑假在县文化馆帮忙，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去的。现在首选这里，是因为有个跟我一样喜欢写作的朋友小林在乡政府干文秘。

身份不同了啊，再也不是小学教员了嘛。到了县人大，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同样也是干文秘，但人大是县级部门啊，是权力机关啊，是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机关啊。如果连这样小小的虚荣心都不让我满足，那也太过残忍了吧？

时序进入九月，山区的秋意已经很浓了。一坡儿绿，一洼儿黄，一片儿红，花花绿绿，随山形地势而变，绝胜写实油画，只叹自然之手太过神奇了。

文友自然激动大于平静，也有炫耀的成份吧，直接把我介绍给了书记和乡长。

没想到书记那样年轻。

当然更没想到乡长会那样老。

这怎么搭班子干工作呢？

幸好年轻的书记点给我一支烟，吩咐老乡长：陪好县上来的领导。老乡长笑眯眯地拍着年轻书记厚墩墩的肩膀说：“你放心去，亏待不了他。”

书记说县上有个会，不陪我了，开着车一溜烟地走了。

乡政府有机关灶，但老乡长给小林说：“你去，跟老何说一声，要驴板肠。提早准备好，晚上我们三个人好好喝一场。”

我跟老乡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乡长姓张，已经整整五十一岁了。按照县上不成文的规定，科级干部年龄到了五十二，自动退居二线，把位子腾出来，让年轻人干。张乡长是县上正科级干部中资历最老的，干过乡镇文化专干、计划生育专干，干过副乡长、乡长，也干过乡党委副书记、书记。但不论怎样，都是在三亩半的地里转圈儿，从西山里调整到东山里，从东山里折腾到西山里，从没有在川区和县直部门干过，现在又干回乡长了。

我有些好奇地说：“一般而言，从乡长到书记，从书记到部门一把手，这是干部任用的一般导向。你怎么从乡党委书记反而干到乡长，返回去了？”

张乡长笑：“你说的是一般情况，我属于二般情况。”

我问：“怎么个二般情况？”

乡长不笑了，抽烟。把脸埋在烟雾里。说：“你在行政上干上几年，就会明白的。”

晚上，真的没有再叫乡上的其他干部，就我和小林，跟着张乡长去了街上的卤肉馆。

山野小乡，没什么好东西。这间小馆子，倒还收拾得干净卫生。店主人的女儿一看见乡长，露齿一笑，大辫子一甩，掀了门帘进到厨间去了，听见她柔声说：“张乡长来了。”

何老板就端着热的、凉的驴板肠出来了。

我们这地方是农业大县。过去马、骡、牛、驴都是大牲口，靠它们拉车耕地。后来山区退耕还林，川区全用机械，牛、马、骡逐渐消失，就是驴还有一席之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不拉车犁地了，蒙上眼睛全宰了，吃肉。

真没想到，这驴板肠果真有些身份。无论凉、热，都透着筋、弹、脆，有嚼劲。一个字：香。两个字：香死。当地老百姓告诉娃娃：吃何家的驴板肠前，先把裤带解下来缠到头上，免得香破了头。

驴肉就白酒，只管弄。

我和小林都已微醉，但老乡长气定神闲，烟酒不停。

乡长说：“小李啊，我的二般情况就是我一直在犯错啊。干行政，不犯错你就没法进步啊。让小林给你说说我犯的错。”

小林喝了一口酒。说：“乡长，你哪里是犯错，你是酒喝多了，我们散了吧，回吧。”

乡长闷头一口酒。说：“也是，都到线了，回吧。”

小街幽暗，夜风甚凉，繁星倒是满天。

看着乡长关了灯安稳地睡了，我和小林来到宿舍。

可是怎么睡得着？

小林说：“张乡长嘛，就是每犯一次错，就晋升一格，每犯一次错就晋升一格。现在他犯的那些错没有市场了，只能等着退居二线了。”

“早先，他是乡上的计生专干。有一次县长到他所在的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到了一户农户家。这家的女人生了好几个，还没有计划。县长就批评她，说，‘你养这么多，日子这样穷，为什么不少生、早结扎呢？’女人说，‘天生女人长个×，就是生娃娃的，我有什么办法？他立马说：你说话注意，这是咱们县的县长。’女人仔细看了一眼县长，柔了声音说：‘我要知道养的儿子能当县长，我就只生一个，早结扎了。县长真地气坏了，出去坐在了车上。他左思右想，要为县长出气，就把女人打倒了。’然后出去给县长说：‘县长，我犯了错误，把这个女人打倒了。’县长掏出烟给他点上，说：‘抽烟。抽烟。’

“不久，他就被推荐、当选为副乡长了。

“后来，县委书记听说他是县长的人，喝酒的时候就故意找他的茬，仗着酒扇了他左脸一个耳光。酒桌上的人全都愣住了。但他不慌不忙，举起右手抽了自己一耳光。说：左脸是书记练手的地方，右脸是我自己练手的地方。

过了不久，他就成了副书记了。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不断地犯着这类错误，不断地转变着身份。这两年是乡长，这两年是书记，又过了两年，又成了乡长，又成了书记。有一年，差点儿成了检察院的检察长，结果黄了，又跑到这儿当乡长来了。”

夜已深，风更紧，秋虫都不再呢哝。

小林唧唧咕咕地梦呓着。

我睁着眼睛看着黑夜里的天花板。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第32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编辑班）学员。现为固原市文联《六盘山》文学双月刊执行副主编，宁夏文学院签约作家。先后在《朔方》《飞天》《中国作家》《安徽文学》《文艺报》《章回小说》《青年作家》《短篇小说》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有多篇作品被转载、转播并入选文学作品集。出版有散文画集《梦境额济纳》（合作）、小说集《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集》、长篇文化随笔《一个人的电影史》，曾获《黄河文学》双年奖、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及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评奖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