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文艺批评的核心观念与特色

2021-11-12 21:55
戏剧之家 2021年9期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柏拉图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古希腊文艺批评理论大体发源于公元前6 世纪,极盛于公元前5 世纪到4 世纪,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是西方文艺批评发展史上最富于原创力的时代。柏拉图著作甚丰,有近30 篇对话流传至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文论著作是《诗学》、《修辞学》,尤以《诗学》影响最大。

一、古希腊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

美国学者爱布拉姆斯在名著《镜与灯》中指出:“模仿倾向——将艺术解释为基本上是对世间万物的模仿——可能是最原始的美学理论”。他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模仿’一直是重要的批评术语”。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艺术即模仿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①爱布拉姆斯的论述表明,模仿说在西方文艺批评发展史中居于一个无可争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古希腊,几乎所有论及文学问题的人都认为,文艺是对某种外在东西的模仿,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所模仿之物的理解不同。例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模仿禽兽而创造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最终是对理式(idea)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突出强调了诗模仿行动(action)的观点。这些“模仿说”无一例外作了如下预设:人与外在世界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人作为主体是能够把握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正是这个理论预设构成了古希腊文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也构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知识论基础。

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1 章就开宗明义指出:“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一种以即兴表演为主的酒神戏)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表演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模仿。”可以说,“模仿”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整个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基础与核心。亚氏认为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它是否压韵或分行,恰恰因为它是模仿的产物。亚氏进而指出,诗人模仿的对象是行动,这种模仿“是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的”,而“情节是对行动的模仿”。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即“情节的编制者”。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做诗的需要而言,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发生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生活中或许找不到宙克西斯画中的人物,但这样画更好,因为艺术家应该对原型有所加工。”显然,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诗人的模仿活动是具有创造性的,而非对于形而上“理式”的拙劣抄袭。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纵论悲剧、喜剧、史诗等体裁,是对古希腊辉煌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可贵的创新之处。

首先,亚里士多德标志着希腊文艺批评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亚里士多德是个杰出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这为他开创性地尝试对文艺现象进行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可能。亚氏充分认识到科学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写成欧洲历史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论工具》。逻辑学是教人正确思维的科学。他的《诗学》就十分重视定义的准确性,注意把研究对象和相关事物加以区分并辨析同异,论述从一般规律到特殊规律层层推进。亚里士多德首先把诗界定为模仿艺术,进而从模仿的“媒介”、“对象”、“方式”三方面界定悲剧、喜剧和史诗的特质。以悲剧为例,从模仿媒介看它使用经过“妆饰”的语言(指“格律文”和“唱段”这样包含了节奏和音调的语言);从模仿对象看,它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因而不同于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从模仿方式看,它借助人的行动(扮演)而不是叙述,因而有别于史诗。亚里士多德还从构成的角度把悲剧细分为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六要素,逐一加以分析,但这六个要素的地位并不平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构成悲剧的根本和“灵魂”。总之,《诗学》为欧洲文艺批评树立了讲求逻辑性和体系化的科学分析的范例,应当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有效开展文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诚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亚里士多德把一些其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文艺理论领域,如他从生物学里带来了“有机整体”的概念。此外,在《诗学》中还有运用逻辑学原理(谬误推断)解释诗学问题(艺术幻觉)的典型例证。所谓“谬误推断”是一种颇不严密的推理:倘若A 的出现一般紧接在B 之后,那么,当人们看到B 时便会想当然地以为在此之前一定已出现过A。其实,雨后的土地总是湿的,但下雨并非土地变湿的唯一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荷马把说谎说得圆的艺术教给了其他诗人,秘诀在于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这就是说,诗人只须做到在假定的前提下力求所写的东西近情入理,就能使读者产生转虚成实的逼真艺术幻觉。

最后,亚里士多德还亲身实践了修辞学与诗学研究的汇通。根据人类活动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划分为三类:理论性科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性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创造性科学(诗学、修辞学)。他充分看到作为说服方式的修辞与强调对于公众感染效果的诗歌之间的相通处:二者同为创造性的语言艺术,都离不开对语词的妙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22 章》中举例说:“比如,埃斯库罗斯在《菲洛克忒特斯》一剧中写到:‘这毒疮吃我腿上的肉’,欧里庇得斯以‘享用’代替了‘吃’。”亚里士多德同时也不忘提醒剧作家不可滥用奇异词(指外来词、隐喻词、延伸词等)写作,否则写出来的不是谜语便是粗劣难懂的歪诗。在他看来,善于使用“隐喻词”,能够直观洞察事物间的相似性,是诗人天才的一个标志,因而无法师从他人。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与修辞行为紧密联系的观点迄今仍能给人以启示。

三、古希腊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

古希腊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在于体现了追求卓越的希腊精神和理性化、科学化的诗学取向。

柏拉图说:“尊重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接过老师衣钵的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柏拉图的“理式”是外在于现实事物和艺术作品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而亚里士多德的则“摈弃了理式原则之彼岸世界”,认为“理”(形式)即在“事”(质料)中,离“事”无所谓“理”。他肯定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都是真实世界,不是“理式”的幻影。艺术家是艺术品生成的“创造因”,不是被动的抄袭者。艺术活动的实质就是仿效大自然那样生成万物,赋予形式于材料,完成创造性模仿。这样,文艺固然包含虚拟(虚构)的一面,却依然能显现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因此,诗与哲学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是可以相携共处的友伴。

总的来看,柏拉图“非诗”,亚里士多德却站出来为诗辩护;老师燃起“诗与哲学之争”的熊熊战火,学生则挺身而出充当调停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批评建构彰显了一种追求卓越的希腊精神,一种爱智求真的古典风范。

古希腊罗马文论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理性化、科学化的诗学取向。据说,柏拉图创建的学园门前高悬着“不通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亚里士多德系御医之子,17 岁入柏拉图学园就读,精通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号称古代希腊最博学的人物。比较而言,柏拉图文论无疑更多带有神秘的超验色彩和某种浪漫倾向,但柏拉图归根到底是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的对话讲“灵感”,谈“迷狂”,但“迷狂”显然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中介,它所依托的终极之物乃是理式、实相、绝对的真善美。

不同于老师柏拉图的对话那样辞章优美,亚里士多德的文笔清晰、平易、甚至有点枯燥。正如梯利所评论的:“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能感到他自己品格的锋芒,只有在罕见的场合他表现他的感情。……精读他的著作时,我们似乎是位于一个冷静而无个性的理性面前。”当亚里士多德论证说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时,他的理论潜台词显然是把哲学(以发现第一原理或终极之物为己任的形而上学)置放在比诗艺和历史地位更高的等级之上,即以哲学(科学)的普遍性、必然律或可然律的标尺来衡量诗艺与历史的高低价值。在亚氏看来,“历史”模仿个别而与一般无关,因而如流水账般无足轻重;“哲学”模仿一般而与个别无关,因而在整个人类知识系统中被列入完全自足的理论(思辨)科学这一最高等级;“诗”通过模仿个别揭示一般,通过偶然揭示事物本质或规律,因而足以成为理论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的盟友,大可不必将其驱逐“出境”。

有人称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颇有几分道理。正是从这种对于普遍、一般、绝对、必然的特殊哲学偏好和广博的生物学知识背景出发,亚里士多德才会在《诗学》中特别强调情节编制的“有机整体”原则:在诗里“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史诗诗人要着意“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不能像历史记载那样“一件事情和其它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连”。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应使用因果原理指导情节的安排,事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前因后果,还是仅为此先彼后,大有区别”。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最早实验了把文学作为纯粹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这一点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某种意义上,17 世纪丹纳的实证主义文论、20 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谓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后继性理论成果,均内在灌注了一种求真第一、不断超越的希腊式热忱。

注释:

①(美)M.H.爱布拉姆斯.镜与灯[M].郦稚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0.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82.

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80.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7.

⑥(美)M.H.爱布拉姆斯:镜与灯[M].郦稚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⑦(美)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9.

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8,1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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