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变迁与价值构造：历史学视角下的电影叙事
——以建党百年来的电影产业嬗变为对象

王 伟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0)

从休闲化视角到市场化初探，再到多元化产业链，中国电影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影文化在社会话语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火炬，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学角度考察近现代电影产业的发展轨迹，从纵向看，系统梳理电影史料，概括电影题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自身特点；从横向看，围绕电影价值、功能定位、社会承载等方面探究电影对社会审美产生的重要变革。

一、电影发展与题材演绎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将拍摄的胶片公映，宣告了电影的诞生。1903年，我国旅居国外的华侨首次带回放映机和来自西方的风光影片在广州(长寿大街高升茶楼)放映，开启了我国电影放映的记录。在当时，人们称电影为“映画戏”“电影戏”等，强调电影的表演特点和视觉形象。1905年，任庆泰导演的《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完成，学者一般把该事件作为国产电影的开始，是我国电影的初次尝试。拟以1921年建党之年为起点，把我国电影分成三个时期，探讨建党起点以及党领导下“人民电影”功能走向与延伸。

(一)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1921—1949)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电影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电影属于无声电影，电影业是以广州、上海为基础向全国辐射的。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电影制片公司在飞机上拍摄庆祝孙中山典礼的电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1924—1930年，广州先后有民新影片、钻石画片等电影公司成立，拍摄了诸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欢迎鲍罗廷与加仑》《孙中山先生北上》《黄花岗》《孙大元帅誓师北伐》和《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作为该时期独特的历史记录，电影保存了大量革命影视史料。除此之外，张石川、郑正秋等一批导演拍摄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劳工之爱情》(1921)、《阎瑞生》(1921)、《孤儿救祖记》(1923年)、《玉洁冰清》(1926)、《火烧红莲寺》(1928)等多部故事片，有效地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电影业“高速前进”时期，电影告别了伟大的哑巴，开始进入有声时期。1931年3月15日《歌女红牡丹》在新光大戏院公映，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1931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拍摄了题材多样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教育片、军事片、武侠片、社会片、恐怖片、诙谐片等都开始进入市场。代表性电影如袁牧之导演的《都市风光》(1933)、《马路天使》(1937)、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1934)、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1934)、程步高导演的《新旧上海》(1936)、沈西苓导演的《女性的呐喊》(1933)、《十字街头》(1937)等，这一时期的电影以写实主义为主，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国防电影应运而生，如《狼山喋血记》(1936年)。该影片犹如战争预言，昭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但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开始加紧对电影业的控制，封锁放映场所，推行奴化统治，以东亚共荣圈和军国主义思想题材为主的电影开始上映，我国电影业步入黑暗时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电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小城之春》(1948)、《乌鸦与麻雀》(1949)等，这些电影都具有抗日战争性质，都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色彩。1948年，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上映，为观影视觉带来新飞跃。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人民电影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独特的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电影多以十五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为背景，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理想主义相结合，展示了峥嵘岁月和艰辛历程，讲述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十七年时期我国共拍摄了945部故事片，其中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占到111部。这些电影遵循“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的要求，再现了我国社会属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了人民缔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年时期在“典型”“人民性”“为工农兵服务”等重要艺术思潮的引领下，电影从业者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艺术讨论及艺术批评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电影成为一种促进电影繁荣的重要力量，具有里程碑作用。这一时期，产生了如《小梅的梦》(1954)、《罗汉钱》(1957)、《阿诗玛》(1964)等一批时代电影。这些电影兼具政治色彩和政治功能，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和人人平等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政治规约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多元化美学叙事、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文革”期间，我国电影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发展相对缓慢。

(三)改革开放以来至今(1978—2021)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国产电影开始复苏，1980年至1984年出品电影达120部。人性、拯救、开放以及反思“文革”、反思传统文化成为电影探讨的重要主题，如《芙蓉镇》(1981)、《牧马人》(1982)、《少林寺》(1982)、《城南旧事》(1983)、《老井》(1986)、《红高粱》(1987)等，这些电影以写实主义为主，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中部分作品斩获各类国际大奖，国产电影开始走向国际舞台。

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电影思潮开始广泛进入我国，我国开始实行分账式引进电影，电影的商品性和娱乐性开始增强，电影主题相互渗透，形成寓言式影像表达，特别是受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等，电影更侧重于忠实地反映个体感受。国产电影开始以东方化的审美表达个体精神追求和文化底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滚滚红尘》(1990)、《天若有情之追梦人》(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995)、《甜蜜蜜》(1996)等，同时，港台电影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得到了不少内地影迷拥趸。

新千年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电影格局开始形成，平民视角和现实主义成为电影的重要元素，如冯小刚的《大腕》(2001)、贾樟柯的《三峡好人》(2006)、张杨的《落叶归根》(2007)、姜文《太阳照常升起》(2007)等系列电影。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开启了中国式大片向好莱坞进军的序幕，魔幻化的东方意境和历史化的场景改编给电影带来了更具震撼力的视听体验和情感冲击，之后的《无极》(2005)、《夜宴》(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锦衣卫》(2010)等，都体现了创作风格的非现实性以及大片的质感。

近年来，电影更多的是表现为商业性主导的价值追求，票房与影响日趋明显，好莱坞式的风尚探寻成为主流，喜剧电影、公路电影、主旋律电影、贺岁电影等题材不断丰富。明星化、时尚化元素也日益凸显出来，形成了中国电影自1921年以来社会主义电影独特气质。国产电影在坚持“人民电影”的立场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二、社会之思与功能实现

电影是视觉的留声机和历史的传声器，可以在一定时间的场域中记录文化变迁与思想迁移，是集政治、美学、产业于一体的综合表达形式。电影基于国家动员下的集体记忆与社会映像的思索重组，进而形成一定的艺术吸引，通过美学植入和艺术熏陶，可以实现意识形态引领，促进社会功能的再造。建党百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为中国共产党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执政使命，提供了中国话语，传播了中国声音，服务了中国制度，诠释了中国道路。

(一)烽火岁月的中国实践

百年的电影产业，从最初的尝试到今日的辉煌，正是中国社会如火如荼实践的再现。电影艺术在岁月更迭中探究观众的心理预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功能上的传播，这是我国电影业能够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重要因素。电影在情感传达中更为直观，观众更容易形成一种代入感和仪式感，促成作品的“诗意化体验”和“场景化构思”。特别是在烽火岁月，以左翼电影运动、国防电影运动为代表的电影在凝聚人心、集聚共识、发挥担当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内部环境看，电影打破了传统的“影戏”观念，电影编剧和电影导演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积累素材，通过先进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技术，催生更大的艺术市场，使艺术不再是小众消费品，而是属于每个人的精神愉悦替代品，从而使电影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日渐强大的生命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旧的观念形态、旧的生活方式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人民思想亟待培育，各类矛盾亟待消除。作为执政党，一代代的共产党人必须在执政根基上完成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电影通过语言表达、叙事逻辑、拍摄技巧等把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植入影片，使电影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为我国文化继承和观念融合提供了一条新路。

电影记录了一代代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把寻根文学、伤痕文学等历史记忆展示出来，并开启了数次银幕大讨论，并完成了时代缩影与身份重构。从政治属性上，形成了革命电影、解放电影等；从区域文化上，形成了地域电影、民族电影等；从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乡土电影、城市电影等；从历史界定上，形成了古装电影和现代电影，电影的叙事功能犹如一条江海，用不同的视角款款深情地向我们构造了时代印痕，在大浪淘沙中，涤荡着岁月的记忆，承载着人民的追求。

(二)讴歌奋斗的时代主题

在近百年的变迁中，电影的制作越发精良、题材越发广泛，形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人文主义色彩，传递了向善、向美的价值认知，并融入时代主题和创作格局，把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核打造成一种社会共识，塑造了社会主义奋斗观，体现人民群众的公民担当。

创作主题日趋多元化。电影将“人民”从无声的形象、抽象的象征变为具体可感的符号，实现艺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诠释。电影触角无处不在，生活再现无时无刻，实现了戏剧艺术的本土化叙事和介入性立场。通过主题迁移，把我国群众从外在生活到内在精神的脉络进行了刻画，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变之歌。

记忆保存更加立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改编电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王安忆、莫言、严歌苓、苏童、冯骥才、刘震云等一大批主流作家的经典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使社会价值和人物思考进入更多人视野、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借助于纪实、文艺、戏剧等多种手段，形成丰富的意蕴、立体的形象、多元的视角与商品化标签，使电影与时代节拍相得益彰，吹起了一股人文之风，增强了电影的诗性魅力。同时，在传递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全时段、全地域、全民性的叙事视角，为电影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集体形象得以延伸。主流电影通过类型化叙事手段，在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融入符合新时代的文化特质，完成了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构建，把文化诉求和艺术需求实现了共享和融合。抗日战争精神、红旗渠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内涵通过电影进行传播，促进了我国群众精神气质的嬗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尤其是进入2020年后，随着抖音短视频的广泛介入，微电影被广泛接纳并进入全民时代，“抗疫精神”成为新精神标杆，形成合力，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力量。

(三)技术主导的产业融合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发展之路上，电影行业也走向了产业化道路，并最终脱胎换骨，形成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融合，兼具了现实情怀与商业目标，并使电影成为消费品视角下的重要文化产业。

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在不断提升。电影的分工日趋细化、剧本叙事日趋丰富、演绎装备更加精良，巨幕电影、超清视觉成为标配。网大电影和新媒介助推了产业流量，使我国的电影产业融入世界电影工业体系，同时优秀电影从业者不断聚集，打通了从“中国故事”奔向“世界话语”的最后一公里，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彰显。

市场发展运作的机制在不断完善。市场是电影发展的鲜明导向，我国电影人通过不断探索行业规律和观众心理，通过借鉴好莱坞等品牌运营模式，加大推广力度，占领海外市场。同时，相关部门推出了电影扶持资金，加大对优秀影片的扶持力度。利用中国经济强大后盾，做强对外合拍战场，形成了以3D电影为代表的新型工业电影体系，适应产业升级需求。

实现票房收益的能力在不断拓展。2007年，我国进入全球第十大电影市场。2012年，我国开始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截至2019年底，我国银幕累计数量将近7万，仅仅2019年一年，电影产量就达800多部之多，观影数超过17亿次，观影人数全球第一，实现了票房收入93亿，紧追北美。这也使得我国形成全球电影市场以来速度和规模最大民族电影市场，吹响了我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号角。电影行业也成为我国经济的重大支撑，发挥了文化产业优势。

三、艺术凝视与文化塑造

近代中国的发展与社会大变革一脉相承，电影通过深沉的艺术感和深邃的思想性完成现实功能的教化。主旋律电影让观众反思爱国主义精神，现代化电影让观众反思文化乡愁，历史题材电影让观众重拾记忆，以期在文化审美中找到关于社会规律、价值认知、追寻真理的脚步。电影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美学思考和艺术再现，从而构建起精神愉悦之所在，表达了对传统、思想和信仰的维护，展现了个体意识的家国情怀。

(一)从物质到精神的审美吸引

克拉考尔说：“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民族心态。”从初期的“戏人电影”到左翼“文人电影”，再到今天的“影人电影”，电影在不断的发展中完善定位，并完成舞台艺术的综合体验。电影人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并且摆脱了物质性和工具性，其提供的美学形态使人的生存、人的情感、人与社会关系等变得越来越紧密，并成为一种精神符号，通过导演与摄像的传达，表达重大社会主题，使观众能够有多方面的艺术感知，塑造身心体验。

电影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审美愉悦，还能够辅助人们成为一个美的缔造者，促使自我与影片角色的沟通。作为一种潜在力量，电影在悄无声息地、潜移默化地把价值观向观影者进行输入，传达作品的现实意义，消弭物质诱惑与低俗追求，构造起观影者的精神城堡。

一百年来，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助推精神需求的催化剂。电影把生活中的具体客观的物质经由艺术加工和情景演绎上升为某种“隐喻”和“意象”，拍电影不仅意味着生产工具的使用，更是将政治内容通过不断转换，生成马克思观下的生产影像，实现从大众审美到政治分配的转换，也意味着通过自语与他语的沟通，将艺术形式转化为生活形式，用新的审美趣味改造旧的社会生活，再现出民族性审美，实现从电影精神到中国精神的蜕变。

(二)从单一到多维的艺术构造

纵观我国电影发展至今的百余年历程，我国电影由无声到有声，经黑白到彩色，从彩色到3D，电影实现了全方位的艺术转换。电影不仅是简单的听视觉艺术，更成为融绘画、舞蹈、表演、数字、设计等多种角色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构景手段也从平面走向立体，形成了多维互动的局面，传递了更深层次、更大广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功能。置景技术、数字技术、音美烘托都为时代电影增添了更多的元素，实现了工具变革。

在电影置景技术上，实现了破与立。为了防止观众容易出现的审美疲劳与视觉弱化，电影工作者基于内容与主题的革新，将置景作为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把科学技术新手段和社会新成果予以运用，实现技术突破。在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助力﹑新构造转换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到选材，都为电影布景制作提供了新的视觉享受和美术力量，从“绘画式”置景到“构筑式”置景，效果震撼逼真。

在电影数字技术上，突出了虚与实。数字技术对当代电影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数字处理取代光学处理，促进了电影美学的延伸和深化。同时，数字技术改变了电影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凸显了电脑合成便于推广的优势，催生了虚拟美学，并对动漫等产生重大影响，拓展了产业链条。

在电影音美烘托上，强调了情与景。所有的美术艺术都服从于生活本身，音美艺术的出发点也在于再现生活之美。新时期电影在美术运用中恰当地表现了光、色、形、图等，把美术造型做了新提升。同时，把音乐置于剧情发展的关键点，提升了电影的内涵和品位，在电影介质包裹下呈现出新的审美和传播，积极开拓和发展新的传播路径，实现更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魅力跨越。

(三)从文化到治理的内涵蜕变

传统的农业时代，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发展是缓慢的，人民群众解读信息与理解信息的渠道是单一的，但随着电影等新的文化传播形式的出现，电影文化功能呈现出爆炸性特质。1942年5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着力解决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1987年3月，电影局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电影要求；1994年，江泽民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些都充分说明，作为艺术重要载体的电影艺术，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电影，传播了现代化精神。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有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深入骨髓。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我国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体系，如法治精神、城市精神、公民精神等。电影文化在传播中，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同时塑造了公民思维，引导人民群众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集体观等，增强了骨气、志气和底气。在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上，通过融入电影的现实主义表达，实现了价值体系冲突下现代精神的建构，为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建设、群体共识效应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通过电影，培植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即人化，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文化根植和文化引领是化人养心的保证。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建党百年历程中，电影运用合理的艺术嵌入，帮助基层群众有效地抵御了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使我们从东方大国走向东方强国，推动了文化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的贡献。

通过电影，营造了社会治理氛围。艺术创作具有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电影和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其教化作用、转化作用更具体直观，发挥了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的作用，促进了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的节点效应，可以反思现象问题，寻求解决途径。近年来，面对资源垄断、分配不均、民生矛盾、生态危机等拍摄的一系列电影，都引起了很大的话题流量，发挥了社会治理向心力。所以，电影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功不可没，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慎终追远、赋能立根的重要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