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媒体责任反思

◎殷滋淳

一、公共重大突发事件凸显媒体责任重要性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国内外舆论场遭遇了巨大震动。这种大震动，不仅由于瘟疫传播为公众带来强烈恐慌，还因疫情应对让各国的政治体制遭遇巨大挑战，使得情绪比真相更重要的“后真相”舆论生态成为舆论场的普遍现象，引发了一场场信息“瘟疫”。

疫情期间，我国主流媒体坚守了党和政府的舆论阵地，如开通“云监工”直播，让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监督；对钟南山、陈薇等抗击疫情“人民英雄”进行正面宣传，应用网络化、草根话的话语让正面典型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在疫情期间主动设置“武汉按下重启键”“武汉重启后的壮美日出”“武汉离汉通道‘解封’”“全国美食喊话热干面”等议题，发动网友对正能量事件进行讨论，起到了在疫情期间凝聚人心，齐心协力协助武汉抗“疫”的作用。

然而， 也有不少专业媒体和自媒体采用失当的报道范式和框架，真相没有被客观、全面地呈现，在情绪、偏见及多种权力的共同作用下，社会舆论受到了极大影响、出现多次反转， 导致社会合意从一方倒向一方的舆论摇摆。 延森在《媒介融合》一书中指出，传播扮演着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协调的角色， 公开的传播是探索与研究的独特活动，蕴藏着公共意涵。因此，媒体责任决定了内容生态的健康与否，也攸关社会结构的维稳和建构。

二、当下媒体责任缺失之反思

在技术、资本和媒体市场化的冲击下，传媒产业发生畸变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一些专业媒体在媒介环境的介入下缺乏挖掘真相的激励机制，一些非专业媒体在内容创业狂潮中暴露的伦理规范内核的缺失，最终导致真相被放逐，情绪被放大。

1.专业媒体缺乏挖掘真相的动力和能力，新闻内容流于伪真实

在媒体市场化的趋势下， 专业媒体不仅需要履行固有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功能，还需要解决盈利的压力，与非专业媒体的竞争，以及适应社交媒体、内容推送平台等新技术对产业链带来的巨变。在多重压力下，调查采访的成本不仅高昂，还会拉长报道时间，使专业媒体在与非专业媒体的竞争下落入下风；不仅如此，专业媒体进行深度挖掘的报道缺乏版权保护，很快就会被同行竞争者转载。白岩松曾将采编新闻比作“种粮食”，把评论比作“炒菜”，由于经济成本过高、政治风险大、新媒体及时性、社会化传播和受众碎片化、浅层次阅读让高投入难有高回报，业内缺乏新闻知识产权保护，拥有资质的传统媒体放弃了采编，转而和缺乏采访资质的新媒体一起进行评论和新闻翻炒， 长此以往，“炒菜的人越来越多，种地产好粮食的却在减少”。 专业媒体提供增量信息的能力减弱，采访对象多为业界专家提供评论，不对事件进行深度调研，同时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对事实语焉不详、仅披露部分确定真实的无关痛痒的事实。

专业媒体在舆论场中如果无法呈现事实， 仅在新闻事件中只扮演传递官方立场的角色，影响力只会日渐孱弱，发展经济效益更加难以为继。

2.非专业媒体以流量为导向煽动情绪，扰乱公共场域的理性探讨

另一方面，在内容创业的狂潮下，非专业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入传媒行业， 与专业媒体呈现出了泾渭分明的两极化传媒生态。非专业媒体虽然包含了非盈利机构组织、社会团体的宣传平台， 但主要组成部分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自媒体机构。在“后真相”时代，非专业媒体将新闻事件作为内容素材进行非虚构写作，用情绪化的修饰故事情节、发挥作者的想象填补个中细节，最终呈现出一篇文学性、娱乐性较强的媒体作品，收割流量以实现其机构的商业目的。缺乏采访和调研的非虚构写作， 作者将对事件的全貌难有全面均衡的认知，对人物的心境更难有正确的把握，更容易造成极端情绪的蔓延、事实谬误的误传，最终导致“真相被放逐，情绪在狂欢”的“后真相”。 对于非专业媒体，对信源的核查是监管媒体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式， 更是对受众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

非专业媒体缺乏伦理， 在特殊事件的处理中放大了恐慌情绪、人性丑恶、血腥暴力、憎恶仇恨等负面因素，消费社会公众事件，使事件难以被理性、平和地解读与反思，更难有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考， 泯灭了事件本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只有以非专业媒体行业为根基的伦理规范，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在非专业媒体从业者心灵的伦理准则。

3.缺乏多元观点和批判性思考，放大舆论场中“沉默的螺旋”

还需要注意到，当下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的作品中，对同一事件的观点和立场已近相同， 难以看到多元的思考和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6 卷中对古希腊政治思想提出了这样一个比喻， 他把城邦视作一艘海船，民众就是领航员，但视力不好，只能看得见眼皮子底下不超过鼻尖的距离，领航员的周围是全体船员，只追求通过抢到舵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掌舵。船员为了能够掌舵，就奉承领航员，得手后就可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在流量时代，媒体与大众的关心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为了能够受到大众的承认、 追捧和喜爱， 标新立异的思想不再重要，讨好、谄媚、说大众之所想的媒体能更受青睐。 新闻失范事件往往是影响力较大的公众事件，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迎合主流观点，无疑是放大了舆论场中“沉默的螺旋”，缺乏批判思考和多元群体的观点，舆论场流于“后真相”的现状难有改善。

三、如何建构“后疫情”时代的媒体责任

传播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准则，能够激发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型，但同时，群体和个体的差异通过传播能够被更加清楚地呈现。 “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都应该吸取在公共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经验，承担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主流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阵地， 也是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国家网络安全的硬实力基础，同时还是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在当下公共讨论流于泛娱乐化、重点失焦、权力泛化、网络暴力的倾向下，主流媒体应该继续坚守新闻伦理和专业精神，做舆论场的压舱石，生产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作品，对社会矫恶扬善、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起到积极作用，重塑专业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随着内容生态的崛起， 自媒体也成为了舆论场的重要引导力量。 自媒体不应只追求商业利益，煽动情绪、可以炒作制造噱头以迎合受众， 制造纷乱繁杂、 不健康的信息洪流。自媒体在公众事件中也应保持客观和理性，遵守媒介道德伦理，为公共空间提供角度多元、原创性强、专业性高的观点和讨论，推动社会治理的向前进步，为弥合社会撕裂作出贡献。

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动下， 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快进、急剧压缩的历程，传媒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繁荣的面貌，但在政治、商业乃至其他多元土壤下新闻伦理和媒介伦理的内核却没有得到相应构造，在新冠疫情的大考下，不少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的失责、失范行为，延误了公众危机下的社会治理。后疫情时代，媒体应该更加严格遵守伦理和道德，构造一个更加多元、理性、开放的舆论场，成为社会良性治理的重要角色。

注释：

[1][丹]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郑满宁：《后真相时代新闻舆论场健康度及优化对策》，《中国出版》2018 年第3 期

[3]崔保国、韩博：《疫情报道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新闻战线》2020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