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用戏剧造一个融合的梦

仇广宇

赖声川。摄影/肖全

除了白发又多了一些，67岁的赖声川看起来和十年前没什么变化，依然声音温和、平缓。这种气质，对应了赖声川的多年合作伙伴金士杰所说过的话：他是那种淡定到不像导演的导演。

2021年，作为乌镇戏剧节的四位发起人之一的赖声川，依然担任着乌镇戏剧节的常任主席职务。他带着自己的新戏《曾经如是》在戲剧节作为特邀剧目演出，还要为青年竞演活动做评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惦记的事情是，想在午夜的乌镇打一场篮球赛，当作劳累之余的享受。

从反映台湾外省人群的经历的“相声剧”，到表现一个村、一群人命运的《宝岛一村》，再到讲述多个人生故事的《如梦之梦》，再到表现群体命运和时间、空间关系的《曾经如是》，赖声川在舞台上的“梦”似乎越做越大了。在世界各地穿梭的他更像一个世界公民，他始终站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叉点上，试图用戏剧语言去描摹人生，反映现实，在颇具仪式感的剧场空间里，记录下人类情感共通的一个个瞬间。

越来越宏大的梦境

今年，赖声川带到乌镇戏剧节的是自己2019年首演过的作品《曾经如是》，这是一个戏剧史诗般宏大的“群像”故事：一群从云南小山村迁移到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村民，经历了家乡地震、“911事件”，印度高山中的雪崩，多次灾难和变故中总有亲人和朋友掉队、死亡。这部6个半小时的长话剧中，主角们的命运和情感还是能够牵动现场观众的心灵。伴随着一次次变故来临时巨大如飞机落地般的声响音效，观众们仿佛也一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戏程过半，观众席中有人抽泣，有人长叹。

“超长”一直是赖声川的标志之一。20年前首演的《如梦之梦》就以8个小时的时长震惊了整个戏剧圈。赖声川说，他并非故意要把戏写得这么大，而是在构思之初，宏大的题材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大戏。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如何能让观众不感到厌倦是个巨大的考验。在这件事上，经验丰富的赖声川始终有着注重观众体验的自觉。他把在《如梦之梦》中首创的莲花池形状的、沉浸式的“环形剧场”也带到了《曾经如是》中，他对观众席的座位角度也了如指掌。

在表演上，他也自有一套抓住观众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集体即兴创作”的编剧手法，这一方法是先有剧本大纲，演员根据大纲发挥表演后，由导演再创作形成新的剧本，继续排练。如此进行下去，最终形成的角色和台词都会带有演员本人的些许特色。因此，尽管赖声川合作过的演员身份类型众多，有话剧演员、主持人、歌手、偶像明星，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人是谁，他更在意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方法让这些演员找到正确的感觉。

“即兴”的原理和赖声川年轻时玩过的爵士、摇滚音乐有些共通性，但他初次发现“即兴创作”的魔力还得追溯到1983年，那时他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专业博士毕业，回到台湾新办的台北艺术大学教书，面临台湾话剧工业一片空白的状态：除了“兰陵剧坊”等一些全新的团体之外，没有剧团，没有演员，更没有剧本。无奈之下，他把从荷兰导演雪云·史卓克那里学来的“即兴创作”手法变成了编剧手法，让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即兴发挥，形成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部话剧。首演时，这部剧深深感动了台下的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和吴念真等人，而赖声川告诉他们：这就是演员们自己的故事。

如今，他戏剧中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且宽广。到了《曾经如是》中，甚至连物种间的沟通都不再是问题，当然，这种沟通和融合背后也有着强烈的冲突和差异，冲突中带有融合，正是戏剧最精彩的部分。

在跨文化环境中寻求融合

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司徒嘉怡指出，赖声川的戏剧中一直隐含着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这让同样在不同大陆间求学碰撞中成长的她，看戏时感觉自己是在照镜子。而熟悉赖声川的人都知道，在他的生命里，在不同文化间穿梭的经历确实一直在发生着。用赖声川自己的话说，多元文化背景的他是诸多台湾外省人中的一个“他者”，让他既能体会身边人的感受，也能跳脱出来看待事情。

《曾经如是》剧照。摄影/及建鹏 王开

1966年，12岁的赖声川跟随外交官父亲离开华盛顿回到台北生活，突如其来的变动带给他文化上的巨大的冲击。美国的教育讲求自由，他不用花费太大力气，还能发展很多兴趣爱好，回到台北后，大部分课程他都听不懂，英语成为唯一拔尖的科目。几年后，父亲因病过世，他也只能留在台湾继续中学学业。

迷茫且不顺遂的青春期，赖声川是靠着漫威漫画和唱片里的美国摇滚乐度过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在他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有很多来自眷村（即台湾当局为来自大陆的赴台军人和家眷建立的居住区）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外省人二代”。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文化日渐开明，很多“外省人二代”成长为台湾文艺领域的佼佼者。那时，弹吉他、玩乐队的赖声川成为了台湾民歌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从1973年起，他就在“艾迪亚”咖啡馆表演，经常和民歌运动的旗手杨弦、胡德夫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