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书事

孙越

苏联末期，我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工作。开车后列车一路向西狂奔，第六天下午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我拎着皮箱一走进车站大厅，就被铺天盖地的图书报刊摊惊呆了。这似乎印证了此前的道听途说，苏联人酒足饭饱就疯狂阅读。有一项研究结果称，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人每周阅读时间为11小时，是欧美读者的两倍。

我侨居莫斯科二十余年，搬家十多次，遇到的房东十有八九会在介绍住房条件时，将我带到书柜前，一板一眼地指着那柜中书说：“我家有藏书。”一开始我以为是因房东知道我是写作者迎合我，后来才知此事有历史根源。遇见投缘的房东，他还会从书柜里抽出几本喜爱的书塞到我手里，并郑重地推荐几句。成为有藏书人家的租户，是有实际收益的事。80年代末，我正翻译小说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在房东家书柜里竟找到了这本书不同年代的数个版本，我登时心花怒放。

苏联时期，莫斯科市中心有一条繁华大街叫加里宁大街，革命前叫“阿尔巴特大街”，街上贵胄云集，商家汇聚。我的最爱是坐落在街口的“布拉格饭店”斜对面那间最大的书店。三层楼的营业大厅里，人们摩肩接踵，无论春夏秋冬都会被挤得大汗淋漓。店外的马路边上，一到周末，便开启图书自由买卖集市。书贩子们立起铁架子，打开行军床，新旧图书和报刊杂志堆得琳琅满目。几乎所有周末我都在那里淘书，家中的《契诃夫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以及一本影印的《古拉格群岛》都是在那淘的。

一次，我去莫斯科郊外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探望忘年交作家罗辛（1933～2010）。我问他，俄罗斯人是不是自古就爱读书。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们俄罗斯读书史，满打满算不过二百年。”罗辛见我诧异，就给我讲了个故事：十八世纪初之前，俄罗斯不以爱读书为美德。相反，读书人被指責为“精神变态”，正如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布兰特（1458～1521）的长诗《愚人船》讽刺的那样。《愚人船》不仅在欧洲流行，也在俄罗斯翻译出版，俄罗斯人读后也讽刺读书人有病，其实这件事在俄罗斯读书史上本身就很讽刺。直到1814年，俄罗斯才在圣彼得堡建成第一座公共图书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正常化。1899年，欧洲成立第一家书友会，俄罗斯紧随其后，书友会如雨后春笋遍及全俄。

莫斯科老诗人、兰波诗歌奖得主布兹尼克是我的教父。二十年前，他经常领着我，在莫斯科走街串巷地逛书店，买新书，淘旧书，我俩拎着装满图书的沉甸甸的袋子，有说有笑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布兹尼克说，60年代，苏联百姓的阅读需求高涨，图书出版相对滞后，读书界出现书荒。他和莫斯科很多爱书的人，将家中废旧报刊拿去卖废品，每二十公斤换一张购书票，购买市面上难得一见的文学名著。

罗辛和布兹尼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苏联的厕所文学，相当有趣。六七十年代直到苏联解体前，有些国内外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维索茨基、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大仲马和海明威等作家的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公开发行，只能地下出版。读书人千方百计买回家来，躲到最私密的地方——厕所里去读。读罢，将这些书藏到水箱后面的阀门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