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化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把中国道路化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是理论对实践的方向指導;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把中国特色化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实践对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静止概念，而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不断推向前进。两化的辩证统一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即以问题为导向，内化于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逻辑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基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又是在反思以往错误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中由毛泽东正式提出，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却早已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不能教条地对待，于是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无法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大革命失败带来的经验教训，使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坚定，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于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情况下，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起点。

二、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此时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面对着新矛盾，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有了新的实践需求，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三大改造便提上了日程。三大改造不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而且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有了新的实践任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三、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有成功有失误，但正是前期奠定的基础与经验的积累使改革开放成为了客观历史逻辑。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要建设的经验表明拔高了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发展为基础。因此，邓小平结束了完全公有制的局面，将市场作为手段引入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不仅引起了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同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论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完全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带来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到底代表谁的问题。于是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催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到了胡锦涛时代，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过度使用资源，大力破环环境，人被商品所塑造，人被消费所塑造等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回应唯生产力论，实现接续发展就成为胡锦涛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科学发展观。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一脉相承性，而这种理论上的一脉相承性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内化于理论。

四、十八大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八大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日益影响着世界，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经济发展与其它方面的发展并不协调，甚至是出现相互冲突的状况。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新时代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体改革，而是全面深化改革，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是由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转向了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从而也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面对着矛盾的变化，问题的转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也是实践逻辑的最新发展，但并不是终点。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继续随着新矛盾、新问题的产生推向前进，一方面作为前期实践发展的果，另一方面作为后期实践发展的因。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23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作者简介：程姝（1996.03.-），女，汉，安徽省黄山市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