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清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国到底有无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或者说能否以西方的悲剧标准来对中国戏剧进行分类,素来都是为我国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对此,笔者斗胆以我国最常见的戏剧模式——大团圆为研究对象,来梳理它与悲剧的关系。
提到大团圆,首先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一个界定。这里所说的大团圆是一种“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的中国戏剧结构模式,而非单指一个团圆的结局。这种大团圆的模式在我国戏剧中极为常见,一如朱光潜先生所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这种大团圆的模式与西方戏剧理论中所提到的悲剧是有所不同的,除了二者产生根源不同以外,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西方的悲剧是严肃而崇高的。正如西方悲剧理论始祖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而在中国这类大团圆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是插科打诨,并没有那种由始至终的严肃性。
其次,西方的悲剧主人公具有高度的自觉,就像黑格尔论述戏剧情节动因时说的那样:“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外在因素剔除开,用自觉的活动的主体来代替外在因素,作为行动的缘由和动力……因此,事件的起因就显得不是在外在环境,而是内心的意志和性格……”而大团圆的主人公往往自主意识较弱,他们顺从忍耐,即便抗争也并非本意,而是出于一种忍无可忍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