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刚刚
近年来,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被应用于本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去审视中国哲学,陈少明先生的《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一文就属于这类尝试的代表之作。然而由于其对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理论的误解,造成此文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拟在此文的基础上,对于“能否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学界认为存在两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一种是由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一种是由哲学家劳斯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人类学视角,主要是通过对一些边缘文化的研究得出了这个概念。这种“地方性知识”属于阐释人类学中“后殖民与后现代”话语,不属于认识论部分。而哲学家劳斯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则是一个哲学概念,其地方性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实践情境。
两种“地方性知识”都强调地方性与情境性,但是实际存在很大的不同。格尔兹的“情境性”总是与地域性、时空性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地域情境。而劳斯的“情境”是“实践情境”。可以说,两种“地方性知识”中“情境”最大的不同在于,格尔兹认为是地方性导致了情境性,而劳斯认为恰恰是因为情境性才有了地方性。因此,虽然它们两者都叫做“地方性知识”,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