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铁军:在光影与现实中不倦前行

2021-11-15 15:41黄铁军
现代艺术 2021年10期

黄铁军

1968年参军入伍(成都军区独立师),1973年转业,先后在四川电视台新闻部和电视剧部从事记者和摄影师工作,1993年评定副高职称,1998年入选四川省政府级专家,2009年退休,2018年到四川传媒学院超高清研制中心工作。在电视台工作期间,参与过多个大型电视节目的创作,有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全国新闻一等奖、专题节目一等奖、“飞天奖”、“金鹰奖”、“骏马奖”、“戏曲片奖”、“全军一等奖”及西南五省,辽宁省,山东省等省区一等奖,1998年荣获全国首届“德艺双馨”优秀电视工作者和四川省首届十佳电视工作者表彰。

1973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电视台(前身“成都电视台”),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这期间,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国家领导先后离我们而去,打倒“四人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接踵而来。时代的召唤,难得的机遇,把广播电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的。

还记得那会儿全台不到100人,也没有很多栏目和频道,就一个新闻部,做什么节目都是这十几个人,用的是16毫米电影摄影机,编采合一,自己釆访自己拍,片子冲洗出来后自己编自己剪辑写稿,通过后再配音播出,周期较长。新闻部当时有三个领导,他们是我要感恩一辈子的“领路人”:新闻部主任林元有,电視台初创时期元老,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电视剧的摄像师(后任台工会主席);新闻部副主任马龙骧,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要求严苛,在台里有“拚命三郎”之称(后任电视剧部主任,副台长);新闻部副主任赵民俊,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老记者,作为战地记者曾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受过伤立过功(后任专题部主任,省视协秘书长)。从73年到83年,十年的磨砺成长,师傅们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我至今感受颇深,受益良多,在我的心里,师傅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是我人生的榜样。

当时电视台记者的标配,一台摄影机,一台放映机,一口帆布大箱,两条胶皮电源线,四台双联錪钨灯,一个小电工工具包,一个装卸胶片的暗袋和片包,除重大活动外,外出釆访拍摄和事业单位一样,乘坐火车和长途客车,爬坡上坎走路是家常便饭。

这个时期在我的成长中,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它教予我的吃苦耐劳、执着认真、追求出新、耕耘不停,成为激励我前行的原动力,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记得当时学习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师傅那儿借阅书籍,马师父和林师父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借给我自学的教材大多是苏联电影学院的书籍,这放到现在不算什么,但就是这些基础理论知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影视艺术世界的大门;二是观摩学习中央电视台定期向各省市发送的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和相关优秀作品,那会儿我们办公桌上会搁一台放映机,以白墙为幕,大家集体看片,点评总结得失,“比学赶帮超”,达到共同提高,这台机器也是修改检验自己片子成功与否的重要工具。至今我仍然有重视后期环节,回顾反省前期工作得失的习惯;三就是做助理时外出采访拍摄实地学习,布置灯光、放电充电、清洁机器、现场组织张罗,什么都干,特别是不放过每一次师父放手让我实拍的机会。电视台就这样培养和带出了一批电视台的业务骨干,制作出不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我参加过大大小小不少的采访拍摄,作为亲历者,几件小事也算自己在不同的时期的感悟。

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作为新闻单位的记者,我随同中央、省慰问团一行奔赴灾区,当天晚上,汽车开到离灾区还很远的地方就没路了,当时没什么照明条件,又是山区的小路,黢黑一片。我跟着师傅加一个编辑总共三人,拎着摄影机等设备就走进去了。那会儿还年轻,没有经验胆子也大,就带几块压缩饼干揣兜里。就这样徒步到第二天早上,才到目的地。到了现场紧跟着就开始拍摄,帮着慰问团给灾民发放救济款和物资。一天紧张的拍摄结束后,收到省里发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通知新闻单位的记者必须立即返回,中央慰问团的同志也得返回北京,我们一行马不停蹄回返。我那时20岁出头,正是身强力壮的时期,都累得不行。跟我一块儿的编辑是个广东人,走得呼哧带喘的,说:“这个时候手里拿个一两斤的东西都嫌重”,凌晨四点钟,几个人累得近乎虚脱,连说话的劲都没有,挪到车前敲窗把司机叫起来,司机递给我们俩苹果,三五两下啃完后才缓过点劲儿。

1981年,四川盆地发生了百年不遇大暴雨,成都府南河沿岸老百姓被冲毁,周围县区被淹。我们在结束市区拍摄后,又从抗洪救灾指挥部了解情况得知金堂灾情严重,第二天立即赶往,没到县城就已是一片汪洋,解放军部队开着冲锋舟拉着物资正准备进去救援,我和同行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请求解放军同志载我们一同前往。金堂外面有条大河,河上大桥全部淹沒,冲锋舟可以直接从桥上驰过,金堂县城的主要街道水深已到5、6米,楼房普遍淹及两层,平房大多没于水下。被困群众看见解放军送水送食物,运送体弱老年人脱离危险,无不热泪盈眶,欢呼赞扬。结束金堂的拍摄后,我带着素材和省市领导们一起从齐腰深的洪水中涉水返回。随后几天,我又随省里和成都军区领导乘专机前往南充和重庆察看各地灾情。

拍摄一结束我和同事们就把这些天累积的素材剪辑成一条新闻发给了中央电视台,当天晚上中央台便在头条播放了,这条新闻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四川军民奋勇抗击百年不遇特大洪水。时长7分多钟,播出后反响强烈。中央要求四川将有关情况汇报,电视台便连夜将所有素材汇编为一部1个多小时长的汇报资料片呈送中央,中央领导和各部委领导清晰直观地了解到四川的灾害情况,也对救灾和调集救灾物资有了及时准确的判断。

一条好新闻它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作为其中一员感到自豪,这部汇报片现存于电影资料馆,我个人也获得了省委和省政府的表彰。

1982年日本登山爱好者松田宏野在攀登贡嗄山失踪19天,在海拔2900米的海螺沟冰川舌城门洞,被上山采药的毛光荣、毛绍军父子,倪民全、倪红军叔侄发现遇救。省体委宣传部门的一位同仁告知了我这一消息,凭着新闻直觉,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轰动大新闻。一个人如果没有吃的,只有水的话,存活一个礼拜左右没问题,但是松田宏野活了19天,在生命领域里这是个奇迹。得知日本登山队队员还活着,泸定县迅速组织了抢救队,打着火把连夜上山,花了两天两夜才把松田宏野送到当地医院,用直升机紧急转至成都,我全程跟拍。由于长时间的虚脱和冻伤,松田宏野被送到医院时,已出现肢体部分坏死等状况,几乎是濒临死亡,华西医院的抢救小组,硬是把松田宏野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一创举震惊了世界。这条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轰动,松田宏野一直铭记感恩,把四川当成他的第二故乡。

1983年,四川电视台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节目人员增多,设备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我被调到了电视剧制作中心。

当时我已经有多年拍摄的经验积累,基本功和对设备的运用都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就想在更大的舞台上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完成更多更大型的节目制作,为此我决心在实践中努力前行。还记得第一部戏是和师傅一块儿在红原大草地拍的。那时的红原气候很恶劣,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最艰难的一段地方。当时剧组大概有二十多人,三辆车,自己捡柴烧火做饭、搭帐篷,用一台笨重、需十几个人拉的发电机发电。昼夜温差很大,夏天早晚还得穿军大衣,导演,演职员一起干活,一块儿生活,团结互助。直到现在我都很怀念、向往那种氛围。

几年之后,我们这个团队迎来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经历生与死的创作考验。1985年,西南交通大学一个叫尧茂书的年轻摄影员,决心单人漂完总长6000多公里的长江。此前不久,日本人植村单人漂完了全长6000公里的亚马逊河,创造了世界纪录,美国探险家肯沃伦正在准备漂流长江。尧茂书急切希望抢在外国人之前完成“长漂”,并打破日本人创造的纪录,长中国人的志气,不幸壮志未酬在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段翻船遇难。他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大批热血青年在尧茂书的感召下,志愿组织长江漂流队,完成尧茂书未竟的心愿。我又一次跟随师傅马龙骧导演,陈祖继编剧(原交大教师,后任四川广播节目报、广播电视出版社总编辑,四川传媒学院副校长)根据尧茂书事迹创作的电视剧《长江第一漂》的拍摄。在西藏工作了四十年,57岁高龄的四川广播电视厅厅长郑体仁亲自带队,主要演员邀请八一厂朱时茂、珠影厂万琼和四川人艺李虎城参加,拍摄地选择了唐古拉山主峰,海拔6600多米的格拉丹东冰川实地拍摄,这里地处藏北无人区,属永久性冻土地带,寸草不生,氧气含量相当于成都的三分之一,烧开的水仅有三十几度,手都能伸进去,全体人员都面临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疼欲裂,四肢无力。在青海省地质局的大力支持下,我开着牵引车和九个人打前站开路,拍摄登顶那场戏去现场路上走就花了十几个小时,期间因为其中一位演员高原反应严重,危及生命,只好把相应的戏份挪到了海拔4700米处的昆仑山进行,在巨浪中的拼搏的部分则是在大渡河里完成的。记得在通天河拍摄的时候,巨浪非常狂野,下水前我和老茂分别留下了话语交代,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气,所幸有惊无险,但摄像机被激流巨浪打中,害得全组停机三天。现在回想这段经历觉得当时挺“玩命”的。把真实的雪域高原,把人迹罕见的世界屋脊,把中华民族勇攀高峰的豪情呈现给广大电视观众,这也是我们电视人的豪情和精神。我覺得人一辈子有这么一段经历,也挺宝贵。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剧里的一句台词:“格拉丹东,你的儿子来了!”

电视剧《长江第一漂》荣获了国家级大奖,我拍摄老茂手持五星红旗飘扬的剧照也被《中国年鉴》收录,中宣部在北京为《长江第一漂》和《凯旋在子夜》两个摄制组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大会,成为当年广播电视系统的一件盛事。

我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勤奋好学的人,我相信“艺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是人生最大的精彩。在电视台三十六年的工作中直到退休后若干年,我从未停止对影视艺术的钟爱和追求,不断去钻研尝试和探索,有成功有失败。几十年来,我先后和师傅,刘子农导演,谢洪导演,从连文导演,陈雨田导演,唐毓椿导演,毛卫宁导演,阎建刚导演、李伟导演,姜鲁导演,张蠡导演,朱正导演、倪绍钟导演,贾刚导演及港台导演等合作,拍摄了多部较好的作品,主要有:《长江第一漂》《海灯法师》《死水微澜》《火红的攀枝花》《长征号今夜起飞》《老磨房》《古船女人和网》《武训》《一个生命的倒计时》《我不回家》《四川好人》《康巴汉子》《风云》《搏击第五空间》《帅大姐》等,并获得省级以上的奖励和好评,为四川广播电视发展增砖添瓦,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现在世界已经迈入信息化领域,电视也进入到了数字代的超高清时代,我从业几十年也算是亲眼见证了我国电视行业迅猛发展的重要阶段,条件和技术今非惜比,可以说为年轻后来者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作为和共和国同龄的电视人,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影视艺术作为自己人生的道路,我珍惜所经历过的岁月、感恩党的培育,感恩川台给我成长的平台,感恩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所有良师益友。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不能再到一线挑大梁,但我现在还在高校,在国家级超高清基地发点余热,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那个年代该做的事情,他真心希望年轻一代的电视人能珍惜现在的条件,奋发向上,为我们的电视电影发展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