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我与共和国同龄

林木

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

四川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二十世纪卷分卷主编，首届及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终审评委，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评委。

我是1949年在重庆出生的，与共和国同龄。个人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起伏而起伏，随着她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出和新中国的发展几乎一模一样的轨迹。

1965年我初中毕业，不让再读书，便去了大巴山当知青，一当就是8年，之后又在钢铁厂做了5年轧钢工人。在一生中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去到了基层务农务工13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临时准备应考，次年居然以高分考进了大学。本想考美术学院当画家，却因为当过几天代课老师，按当时规定，不准考美院，只好临时改考师范中文专业。虽然学习中文并非本愿，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到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加上文学艺术本为一家，也就改行从事艺术史工作。兜兜转转，1978年想去四川美术学院当学生的我，学生没当成，1986年却被川美邀请去当了老师。那时川美的院长是著名雕塑家叶毓山。

由于学习背景不一样，我做学术的方法与我的美术史同行们很不一样。80年代初，我的同行们都认为文人画是地主阶级的腐朽文化，而学过中文，读过大量古代文论、诗论以及哲学著作的我，怎么看也觉得文人画是中国的精英艺术，于是在美术界绝大多数人还弄不清楚文人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却写了一本《论文人画》去出版。当时，重庆出版社无法判定我这部书的价值，书稿只好又寄到上海，幸好遇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位眼光独到的编辑，帮助我这个连出版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的作者，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著作。1987年我的书出版之后，“新文人画”的大旗才被扛出来。弄不清楚什么是文人画的美术界中人，把我这本书一抢而空。

我的第二本书是80年代末撰写、1991年出版的《明清文人画新潮》。明清的美术是被我的美术史同行批得狗血淋头的，当然还不止明清，唐代以后所有的美术都被认为是衰落的美术，明清美术只是衰落得无以复加而已，尤其是明末董其昌，清初“四王”，那几乎可以说是摧毁中国美术的罪人。而且这些结论，在当时是我同行们的公论。最初我也相信他们的结论，但研究文人画之后，我发现明清不仅不衰落，而且繁荣，不仅繁荣，而且极度繁荣。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20世纪的中国画，是从明清起家的，怎么就把自己的基础掏空，空对空地做莫须有的有罪推定呢？况且，我们承认清初有石涛、八大山人等一批优秀画家和画派，清中期有扬州画派，清晚期又有海上画派，都是正面肯定的，三个时期都这么优秀，怎么加在一塊儿整个清代画坛就不仅不优秀，而且还非常糟糕了呢？再仔细一琢磨，发现是史观出了问题。我们认为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高峰是唐朝，高峰之后就进入低谷，低到封建社会要结束的明清，当然就是衰弱腐朽到极点，再加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清艺术不衰落到极点，这历史就没法交代！于是所有的美术史家就想方设法找根据来证明这个公式。董其昌和“四王”就成为替罪羊！但按照我的研究，线性史观本身是错误的，美术史上也不存在这种衰落，而董其昌简直就是个文艺天才和文坛领袖，“四王”在清初画坛也领袖群伦，今天中国画奉为圭臬的笔墨，就是董其昌倡导“四王”们推行的美术思潮。董其昌和“四王”之前的笔墨可没有这么神圣，这之前比较强调意境。这样一来，在我的论述中，明清美术就成了新潮，成了高潮，而绝非低谷。我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史界是第一个这样重新正面评价明清美术的人。这之后，关于“四王”的国际研讨会，关于明清美术史的国际研讨会，一个接一个的在中国或外国召开，明清美术得到了肯定，董其昌、“四王”也得到了肯定。我到美国去，美国的同行们大多也看过我这本书，认同我的观点。大家的观点逐渐取得一致，对明清美术的正面评价也就逐渐流行开来。

因为研究过文人画，尤其是研究过董其昌、“四王”对笔墨的倡导和推行，我也弄清楚了笔墨是怎么回事。90年代末，一场吴冠中和张仃关于“笔墨等不等于零”的讨论，在全国讨论得如火如荼，不仅美术杂志在讨论，连各地晚报晨报的副刊也都在讨论。《文汇报》也邀请我写过文章。但我发现，这场讨论，不管是哪方，都是凭感觉在说，几乎没有人对笔墨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画界的人从来没有对笔墨有过太多的兴趣，因此也一直没有人有过深入而系统的探讨。针对学术界这种浮泛的风气，加之我在文人画和明清艺术研究中，对笔墨本来就进行过研究，于是就清理了以前我的一些笔墨研究，写成一部20万字的专著《笔墨论》，于2002年在上海出版。这也是20世纪以来唯一一部笔墨的专论，对这场讨论和在21世纪初期掀起的笔墨热，显然也可以起一部分作用。《笔墨论》最近以30万字的容量扩充再版。

我本来只打算研究古代美术史的。90年代初，正准备研究和撰写中国美术思潮史，突然被王朝闻任总主编的官修中国美术史编写团队邀请进了《20世纪美术史》的编写组，让我负责20世纪中国画部分的撰写。这部中国美术史，共16卷，耗时30余年，凝聚了全国200多位权威美术史家的智慧，是从古至今，最权威，最详实的一部官修中国美术史，能参与其中当然是好事。但对20世纪美术史，我本来是陌生的，只好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好在之前研究过明清，顺理成章地研究民国，完成这项任务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我带着问题到全国各地，拜访了包括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高剑父、关山月、黎雄才、赵望云、石鲁等20世纪名家大师的后人、学生或本人，前往全国重要的图书馆遍查资料，一年后便撰写成文。这部美术史的出版经历过一些变故，直到现在还在编写之中，明年或许能全部出版，前后历时竟有30年之久，我也由编撰再兼当代卷主编。这期间，我自己撰写的55万字《20世纪中国画研究》（现代部分）已于2001年出版，成为中国美术史界总结20世纪美术史最早的专著之一。今年，100万字的上下两卷也将完整出版。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专著，例如刘国松和傅抱石的评传、中国古代画论、中外美术史及一些理论性和鉴赏性的书籍等10多本，在美国与人合著出版有英文版的关于20世纪美术史的专著，另外还有古代及现当代美术史论文及评论1000余篇、著述1000多万字……

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学者，亦如我们的国家一样，年轻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国家的大发展期也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我进入学术研究的时间也大致和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对失去的时间有所弥补，也是我们这批与共和国同龄学者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