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大地与乡村的声音

易闰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起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始终根植于土地，根植于乡村。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起，乡土文学便贯穿其中，如影随形。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城镇化进程风驰电掣的今天，乡村经历了巨大的时代断裂与改变，在这种剧变之下对乡村图景的书写正是当代一批作家笔下的重要主题。罗伟章的小说《声音史》，以其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体验和书写，将听觉与声音融入叙事，在文本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听觉空间，雷达先生曾称其为近年小说中立意深广的“罕见的佳构”。

一、乡村的陨落史——千河口

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杨浪来到了千河口一座空无一人的院子里：“房屋倒塌，瓦砾成堆，见缝插针的铁线草，盘盘绕绕地将瓦砾缠住……酸味儿，霉味儿，铁锈味儿，朽木味儿，各逞其能又交互渗透……先前，这里住着十余户人家，房屋倒塌后，瓦块混杂……”站在这座大巴山深处已经被遗弃的、衰败的村子里，杨浪只能通过声音在回忆里将逝去的时光复活，将千河口的凋敝一遍遍体味。

故事的情节从杨浪的回忆中展开，由杨浪在学堂读书讲起。在杨浪就读的学校里，房校长和教师李兵为一块肉打得不可开交，在打架结束的时候，李兵以快到来不及眨眼的速度舔了一下拿过肉的手指头——他在舔指头上的油。这一幕成了杨浪心中挥之不去的傷口，这一幕亦是中国乡村记忆中无法被清理的伤口。乡土中国的牧歌情调，诗意栖居，是知识分子们在城市中遭到创伤之后对乡村的一种神话与想象，是设置来用以抵抗城市文明的一种二元对立结构。而经济体制变革之前的真实的乡村，其最大的底色田园诗意，是饥饿，物质极度匮乏以致于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在千河口中有一群特殊的“外来人口”——“跑跑女”。村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们便会与这些“跑跑女”们暂时地结为“夫妻”，组建一个临时的小家庭。“跑跑女”们来自比千河口还要更深的大山的深处，大多是不堪家庭暴力或贫苦而逃至千河口。“跑跑女”更深一层地揭露了乡村底层边缘人物的苦难，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当生存的欲望无法被满足，当生活的困顿无法解决，逃离就是唯一的出路。千河口的人们，最终也像“跑跑女”们一样，跑进了城镇，如一滴水湮灭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秋玲就是千河口的第一个“跑跑女”。罗伟章以杨浪的视角，通过秋玲与小凤的对话，隐晦地道出秋玲外出务工的去向，即前往东莞卖淫。秋玲“务工”的经历，揭示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变革之下农民工的边缘化及务工的复杂性，颇为耐人寻味。“永远进不去的城市”与“无法回去的乡村”让怀揣着梦想进城务工的人们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攒够了钱之后，秋玲带着家人搬离了千河口，在镇上开起了火锅店。她凭借着自身的经验，在店中聘请歌女以招揽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秋玲唱起了从“跑跑女”口中听来的民歌，被文化馆的专家们发现，层层审批之下这些秋玲曾羞于启耻的民歌竟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秋玲的出走与成功预示着乡村文化活性的消亡——本是出自田野山间的民歌，却在城市里焕发出了生机，得到了“传承”。乡村空心化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乡村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在逐渐消亡，只有依托外界的力量才能传承延续下去。

“小栓一走，千河口就再没有一个年轻面孔……而今，除去夏青的儿子小栓和那些还没有上幼儿班的小孩子，已经五十四岁的杨浪，是千河口最年轻的男人。同为光棍的九弟和贵生，一个比杨浪大四岁，一个比杨浪大七岁……他们三个，成了千河口光棍汉的绝唱。”人口的流失是村庄凋敝最重要的表征之一。随着九弟和贵生的离世，千河口只剩下了杨浪与夏青二人相依为命，整个乡村的声音归于寂灭，除了杨浪。

二、乡村声音的守护神——杨浪

《声音史》以杨浪的视角展开叙述，在声音的禀赋方面，杨浪显然异于常人。他认识声音，声音也认识他，不仅如此，他还具有“原样传声”的能力。在三岁半的时候，杨浪就“学会”了“干雷撕裂天空的声音，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千河口男女老少说话、叹气、哭泣、大笑和怒吼的声音……”“声音”的介入使得小说的立意和叙事的展开不同寻常，也赋予了杨浪超越人性的特质——神性的光辉。

在当代文学史中，杨浪是一个有谱系可循的人物，他是丙崽的后代。丙崽是一个失语者，是一个智商发育不完全的残缺人，平时的丙崽总是一脸痴呆的样子，是后生取乐和欺负的对象，是鸡头寨里被边缘化的存在。杨浪同样也是千河口里的边缘人，微不足道，被人贱弃。杨浪并非智力有缺陷，但他似乎没有正常人的感情，无法与村里的人进行日常的沟通交流，久而久之便被排斥到了边缘化的位置，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称他为“那东西”，很多人甚至连他的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丙崽没有父亲，从小到大只会说两句话，他失去了文化当中两个最基本的构成——血液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与传统的断裂、文化之根的缺失导致丙崽无法长大，异于常人。但杨浪与丙崽恰恰相反，杨浪并不是因为某种东西的缺失而异于常人，杨浪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特质，那就是与声音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挂着声音的万国相印，每一道声音的门都朝他敞开，他能够自由来去，随意进出。”在罗伟章的笔下，声音是一个意蕴极为丰富的能指，具有一种平衡世变的巨大能量。声音是回忆的见证，是千河口的史书，是最忠实的纪录片，这史书只能由杨浪执笔，旁人必须经由他的口才能翻阅。杨浪储存着他所听到的千河口的所有声音，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独属于他的王国，声音让他能够在这个王国里自给自足，也是他与外面的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声音是乡村生命活力的所在。而声音的日渐稀微，也意味着乡村的消逝。“杨浪小时候，能分辨出十七种鸟叫，后来变成十六种、十五种、十四种，到现在，仅剩四种。”城镇化进程的态势是如此猛烈，山林间的所有生物都无法避免受其影响。老君山的树“走了”，鸟离开了，只留下一座声音稀微的空山，如同空荡荡的千河口，杨浪只能“在声音缺失的地方去回忆声音，在声音存在的地方去化入声音”。《爸爸爸》以丙崽吃毒药不死而作为结尾，象征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某种联系难以割裂。在《声音史》的最后，千河口除了杨浪与夏青已不再有人居住，寓示着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消逝。

由上可见，杨浪与丙崽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角色，但两个人物的内核却大相径庭，刘火在《罗伟章小说简论》中提到过，罗伟章的小说叙事中有着一种对形而下的质感叙事的不满足，他始终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中努力探索。在《声音史》中，他真正地完成了这一转变，做到了把乡村图景的平民化书写与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书写过渡到了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理性思考。这種“形而上的理性思考”恰恰就体现在杨浪的身上。作为一个生活在底层且被边缘化的小人物，杨浪似乎没有世俗的欲望。早期的千河口物质极度匮乏，连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都无法被满足，正是出于这样的困顿，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选择了离开，但杨浪除外。他自幼丧父，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杨浪的哥哥是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留在了城市，就此摆脱了物质上的贫瘠，再也没回过那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杨浪对于哥哥的“成功”与自己的落魄没有丝毫不忿，就像世俗的物质于他而言没有半分吸引力，他并不在意这些，甚至担心自己的存在会影响哥哥的声誉。除了极低的物欲之外，杨浪的身上还有一种神性的悲悯。他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宽宥着伤害过他的每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一点小过失就将他开除出校并让他落下终生残疾的房校长，他视作朋友却背地里告密的同桌，以及千河口嘲笑过他、对他或多或少抱有恶意的每一个人。也许宽宥这个词还不够妥当，因为杨浪甚至从未对这些人有过半分埋怨或恨意。秋玲出嫁的那天，杨浪的心境仿佛“看着女儿出嫁一般”他就像千河口化身的守护神一般，无私地爱着、怜悯着每一个人。外出务工返乡的庹倩回到老家后用普通话和乡亲们打招呼。这普通话让杨浪掀腾起波翻浪涌的怜悯，怜悯她铁了心丢掉故乡，更怜悯她只凭一口普通话，很可能在天南地北的远方也找不到故乡，就像《海上钢琴师》中的1900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那艘船一样，杨浪也从未离开过千河口。他们不能离开的并非是那艘船或千河口，而是那片养育自己的精神家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声音是乡村的核心所在，杨浪是声音的具象，他就是千河口的化身，他像一个守护神那般爱着千河口，爱着千河口的每一个子民。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名为Echo的森林女神，由于受到赫拉的诅咒她失去了正常的说话能力，只能重复别人的话的最后几个字，她只能摹仿声音，不能创造声音，这样的缺憾使得她最终与心爱之人失之交臂。杨浪可以储存、摹仿所听见的所有声音，他也可以通过声音将回忆重现，但他无法再现声音里的生命力，面对千河口的衰落，面对人口的流失，他无能为力。他在日渐冷却与沉默的世界保存住那正在消亡的和已经消亡声音，以声音倔强地抵抗着现代化对传统乡村的倾轧，但他和Echo一样，是受到诅咒的神，回声无法留住心爱之人，回声亦无法留住千河口，他们最终都陷入了回声的困境。

三、以声筑墙——铭刻乡村的听觉空间

众所周知，当一种感官被过度强化，其它感官便会受到影响，在当前这个“眼睛”全面压倒“耳朵”的时代，人们的听觉已在一定意义上为视觉所取代。文学叙事是一种讲故事行为，然而，自从故事传播的主渠道由声音变为文字之后，讲故事的“讲”渐渐失去了它所对应的听觉性质，“听”人讲故事实际上变成了“看”。人用视觉符号编程的故事画面，这种聋子式的“看”犹如将有声电影转化成只“绘色”不“绘声”的默片，文学应有的听觉之美受到无情的过滤与遮蔽。《声音史》区别于其它小说的最大特色之一正是其“绘声”较之“绘色”更为浓墨重彩，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听觉叙事文本。

空间，不仅存在于田野、机场、运动场和各类建筑中的实体空间，还包括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人用各类符号建构起来的认知和表征空间，如家庭氛围、企业文化、宗教皈依、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等，这类“想象的共同体”虽非物理上的有形存在，却同样是人们置“身”其中的精神家园。与可见的物理空间一样，不可见的听觉空间也会形成对人的约束或曰规训。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环形监狱中的可怜囚徒，他们总是处在“权力的眼睛”监视之下，时刻感受到瞭望塔与墙壁对自己造成的空间压迫。但是在这种视觉上的 “异托邦”之外，福柯还提到了一种听觉上的“异托邦”，这就是被钟声牢牢控制的南美耶稣会殖民区：“在巴拉圭耶稣会所建立的殖民区中，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节制……节制个人日常生活的不是口哨，而是钟声。每个人在同一刻被叫醒，同一刻上工，正午和五点钟进食，而后上床，而在午夜时开始所谓的性的觉起，在教堂钟鸣下，每个人都在履行他/她的责任。”

旧时中国，钟鼓之声也是这样主宰着人们的起居作息。以前每个重要城市的中心位置都有钟鼓楼，那里传出的声音不仅承担着报时功能，同时也在向市民提供压力，要求他们遵从统治者规定的生活秩序。有控制就会有反制，要对抗业已存在的听觉空间，一个有效的反制方式就是生产出能压倒对方的听觉空间。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致人于死命的塞壬歌声回荡在船只必经的海面上空，就在阿耳戈号驶入这一听觉空间时，“俄耳甫斯突然从船上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开始弹奏神器般的古琴，悠扬的琴声压过了塞壬的歌声。”在这新生产出来的、更为强大的听觉空间笼罩之下，阿耳戈号上英雄们安然通过这一危险的水域。

现代生活中的噪音在某种程度上也像塞壬的歌声，为了不受种种听觉“异托邦”的侵犯，现代人不得不效仿俄耳甫斯，将自己笼罩在能屏蔽扰人声音的听觉空间里，声学家称这种 “以声抗声” 之法为构筑 “声墙”。

在《声音史》中，为了抵抗现代化的倾轧，杨浪通过自己所复制的千河口人们的“回声”，构筑了一个独特的乡村听觉空间，正是一堵“声墙”。在他所构筑的这个听觉空间里，有风雨雷电的声音，有青蛙的声音，有蛐蛐的声音，夜鸟的声音，也有人的声音：人们在田里锄地、播种、施肥，在乡间小道上碰面之后互相打招呼的声音，也有贵生临死前做梦都想听到的跑跑女“沈小芹”的声音。杨浪就这样以自己的“回声”抵抗声音的寂灭，以“回声”所构筑的听觉空间抵抗乡村的寂灭。在杨浪“以声筑墙”的同时，离开千河口的人们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城市生活的繁华冲击着乡村生活的寂寥，平上去入的普通话蚕食着方言的生存空间。背井离乡涌入城市的千河口人们，也构筑起了一道将故乡隔绝在外的声墙。杨浪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曲折地抵抗着“异托邦”的侵入，两种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相互对抗、激荡，又相互反馈，从而形成了相互交织着的“声音史”。

故事的最后，杨浪听见了摔倒在山上的夏青的求救声，赶去将她救了回来。他们是千河口最后的村民，就在他们决定要相依为命共伴余生的那个晚上，杨浪听见了他从未聽过的声音，那是千河口的先祖们，在齐声传颂着院外竹林里那块卧碑上的碑文，碑文上铭刻着先祖们初到此地时“继属千秋，瓜瓞绵绵……山高日远”的美好愿景，与当下萧瑟空寂的实际况形成的鲜明的反差。

前文提到过，杨浪所摹仿的声音都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声音，但在这个夜晚他所听到的这些奇异而缥缈的先祖们的声音来自多年以前，显然不是他曾经所听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看似一切都覆灭结束的夜晚，杨浪关于声音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也许这样一个虚幻缥缈的结局中恰恰暗示着新的希望。历史前进的历程无法阻挡，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势必会成为城市化扩张的牺牲品，但乡村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灭亡，它终究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续下去。

罗伟章并没有将现代文明进程中城市扩张与乡村衰落之间的问题简单归结于二元对立。从杨浪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进城务工的人们皆是被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梦想。但这梦想缥缈得如同天上的云彩，东升躺在出租屋里读的那首诗，是所有离家的千河口人，所有进城务工的农民们的真实心境写照——“还能在这里多久/我无从得知/我想我还能坚持下去/……我想我还有个家/每每想到这/漂泊在外的冷也都是温暖的”但他们真的还有个家吗？外出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们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故意将方言说得蹩脚，房校长到杨浪的哥哥杨峰再到秋玲，以在城市安家为荣，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千河口，千河口是被千河口人抛弃的故乡。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又是一群始终没有归属的“外来客”。于是，家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城市是无法扎根的家，漂泊成了唯一的常态。杨浪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在故乡中真正意义上获得精神自由的，但这自由的代价，是一无所有。在这个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罗伟章看到了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进退两难的无奈，并将这种苦难以一种形而下的叙事上升到形而上的观念表达之中，声音的厚度也就由此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部描述乡村破碎和人心破碎的小说，《声音史》情节之完整呼应，细节之翔实，时空转换之流畅，实为现代小说中少见之佳作。在为乡村的失落谱写挽歌的同时，城镇化问题，农民工生存思考，生态环境问题都融进了小说人物的生命历程中，却又点到即止，丝毫不喧哗。声音的独特视角，使其文字所表达的苍凉旷远之意境更为真实可触，却又没有流于残忍与消极，文末星河灿烂的夜晚，又给人留下了新的开端和希望。“声音史”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真实世界里，让我们得以听见逝去的乡村的声音。而声音的消亡与新生，也正寓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某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