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张传宇

摘要：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

关键词：荷属东印度;日本;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中图分类号]  F114.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2-067-08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in Dutch East Indies and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ZHANG Chuanyu

Abstract： Due to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overseas Chinese from Dutch East Indies launched multiple movements of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together with their compatriots of the motherland，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As the boycott movements became more and more mature，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Chinese merchants and Japanese businessmen were gradually intensified， which eventually came to culmination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movements， the boycott movements after the war were limited by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Dutch East Indies. Although they were more organized， they lacked persistence.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Japan wanted to take active countermeasures， it could not shake the dominant commercial position of the local overseas Chinese， so Japan placed the hope of completely dismantling the local boycott movemen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rn China centered in Guangzhou.

Key Words： Dutch East Indies; Anti-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Boycott Movements

20世紀前半期，作为海外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侨十分关注祖国局势，对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给予无私援助。当时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正处于存亡关头，其中又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欺凌为甚。每当日本发起新一轮侵华暴行时，东南亚华侨便与祖国民众联动，在侨居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至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便已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受到日本的强烈关注①。在华侨发起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东南亚各地的具体开展情况又有所不同。其中，领土面积最广的荷属东印度因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华侨对抗日本经济势力的重要舞台。在既有研究中，对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问题却甚少涉及①。有关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脉络问题，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运动的过程、特征和影响等问题皆有待分析。本文试图探讨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整体情况。

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

华南沿海地区自古便与海外交往密切，鸦片战争之后，当地民众更作为华工大量前往东南亚各地谋生，其中，荷属东印度各岛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成为华侨主要聚居地之一。20世纪前期，该地华侨普遍以经商为业，积累下大量财富②，其中，从事批发业与零售业者人数最多③。国外研究普遍认为荷属东印度的这些华商控制了除了进出口贸易的几乎所有商业活动，并成为当地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部分④。

20世纪前期也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年代。自1908年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二辰丸号事件”后，1915年因日本炮制“二十一条”、1919年因“山东问题”、 1923年因“收回旅大运动”、 1925年因“五·卅惨案”、1928年因“济南惨案”及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等，东南亚华侨都曾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声援中国，类似事件基本上每隔3年便会发生一次⑤。有学者研究认为，自1919年起，东南亚华侨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便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海外华侨民族主义运动⑥。

荷属东印度华侨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一方面使日本商品在荷属东印度的销售受阻，另一方面，日商也积极设法反制。起初，日商在摸清中日交恶与华侨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后，每当中日两国爆发新的矛盾或冲突时，便会抢先削减或取消订单，但此举反而促使华商更加积极地参与“抵制日货运动”⑦。由于当地日商仅从事进出口贸易⑧，在批发和零售领域完全依赖华商协助，故每当发生“抵制日货运动”时，日商便会损失惨重。1923年，日商开始乘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本商品之机，开设了两间小型日本棉布批发商店，表现出积极进入日本商品批发领域的姿态⑨。

1928年，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引发荷属东印度华侨新一轮“抵制日货运动”，其时国际经济局势明显有利于日商。这是由于1929年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荷属东印度初级产品的出口空间受到挤压，当地居民收入减少、购买力大幅度下降，故廉价的日本商品较以往受欢迎。同时，因日本脱离金本位制，日元大幅度贬值，也有利于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①。利用以上条件，日本南洋协会等实业团体开始谋划积极应对华商的“抵制日货运动”，欲直接向当地原住居民供应日本商品②。身在荷属东印度的日本进口商便安排骨干店员设立了一批零售商店，开始进入此前基本上由华商垄断的零售行业。据称，由日商开设在荷属东印度各地的零售店在一年之内就达两三百家③。此外，华商还面临着阿拉伯商人和马来商人等商业对手趁机抢占日本商品市场的竞争行为，荷属东印度当局也针对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政策④。受上述因素影响，此次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反而使其自身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明知可能有损自身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荷属东印度华侨仍然掀起了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此次运动严重地打击了日本商品在荷属东印度的流通，日商直至1932年下半年才逐渐恢复生气，1933年才基本走出困境。尽管受到当地华侨抵制，日本商品却仍像洪水一般涌入荷属东印度市场。这主要是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长期化的影响，当地原住居民已无力购买定价高昂的欧美商品，只能依靠廉价的日本商品维持日常生活。以衣着为例，当时一双荷兰产橡胶鞋的售价约为2.5日元，如采购日本商品，这笔钱足够置办全身衣装⑤。总之，“九·一八事变”后，荷属东印度华侨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未能真正起到阻止日本商品倾销的作用。

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经过

由于近半数荷属东印度华侨生活在爪哇，其中又以位于西爪哇的巴达维亚最为集中⑥，因此，下文主要以巴达维亚为对象，梳理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的主要过程⑦。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荷属东印度华侨便迅速发起爱国义捐运动，但此时并未伴随抵制日本商品等有组织的“反日”行为。至“八·一三事变”爆发时，眼见战祸波及中国上海和华南地区，部分荷属东印度华侨便表现出激愤情绪和“抗日”意识⑧。各主要商埠中的侨领亦开始组织救灾委员会，领导当地救国工作⑨。大致从9月末起，荷属东印度的华侨舆论开始普遍趋向“反日”⑩。

在此背景下，1937年10月21日，巴达维亚华侨自发召集起“荷属东印度华侨进口商总会”，决议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出台具体方法：一是各会员商店一致中止交易日本商品，今后多卖中国商品; 二是自10月11日起， 各会员商店取消所有进口日本商品的电信合同及书面合同;三是杂货商人与陶瓷器商人应在一个月之内终止交割日本商品; 四是棉布商因与制造商订有合同，难以要求其一致行动，故有关会员须将商品合同或电文提交总会检查，在合同完成时立即终止与日商之间的贸易关系①。至11月， “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出现柏油涂黑店面或切耳等暴力行为，用以威慑不执行上述决议的华商。此后，随着华东和华南战事趋紧， 12月14日，巴达维亚的华侨棉布商人举行行业总会会议，推选出5名监督委员并严禁所有成员从荷兰商人或印度商人处间接购买日本商品，违者将处以相当于交易额5成的罚款。此类做法很快在荷属东印度各地铺开，影响遍及杂货、陶瓷器和自行车等领域②。鉴于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经常有华商阳奉阴违③，此次运动的组织方希图以此彻底切断日本商品与当地市场之间的联系，上述商品正是当时东南亚日本商品的主体部分。

荷属东印度当局担心中日两国侨民爆发冲突，破坏殖民地社会稳定，进而引发当地居民对荷兰殖民者产生不满，所以尤为关注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动向。就在各个华商行业团体纷纷要求成员彻底抵制日本商品之际，当局亦于12月宣布以下事项：一是对中国人入境严加管束，拒不接纳其中涉嫌煽动抵制日本商品行为者;二是禁止中文报刊登载“排日”报道;三是禁止“排日”宣传品入境;四是禁止“排日”教育;五是禁止“排日”电影上映;六是注意保护日侨，必要时出动警力;七是对华侨 “排日” 行为予以弹压。依据上述新规， 荷属东印度当局对巴达维亚华侨方兴未艾的“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做出反应， 12月22日便以在幕后操纵暴力活动为由，逮捕并审讯庄西言等十余名著名华商， 所谓的暴力活动由此几乎销声匿迹④。这起事件成为当地“抵制日货运动”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938年年初，荷属东印度当局宣称巴达维亚已不存在有组织的“抵制日货运动”。其后虽然仍有华侨试图迫使他人抵制日本商品，但是多数华商并未参与， 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愿牺牲私利，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华商在参与抵制日本商品时其在零售行业的地位也会受到其他族群竞争者的侵蚀⑤。于是，自1938年2月起，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在表面上迅速沉寂下去⑥，此后则成为一股潜流，该地也因此未能形成新加坡式的运动形态。

三、中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迅速消沉的原因

日本方面认为，此次荷属东印度华侨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前所未见，并为此感到惊愕。依据长期观察，日本判断当地华侨根本无法独自统筹全局，认定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之所以势头强劲，是由于以中华民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为首的国民政府势力在庄西言等侨领背后操纵局面①，并指责曾以庄西言作为主席的“吧城慈善会”就是“反日”总部，有中国国民党背景并积极宣传抗日民族主义思想的巴达维亚“祖国派”华文报纸《新报》及《天声日报》则被其认为是煽动和指导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工具②。至于此次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迅速转向消极的原因，日本则认为是由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

第一是荷属东印度华商对日本商品的依赖。由于荷属东印度华商在当地拥有庞大的批发与零售网络，1918年，华商在当地的投资额就已占当地外国投资总额的22%③。但另一方面，支撑其商业活动的却主要是日本商品。据统计，1936年，荷属东印度进口日本商品的金额达7500万印尼盾，占其进口总额的27%，在荷属东印度各类进口商品中位居榜首。与此同时，荷属东印度亦是日本在东南亚的首要出口市场④。日本商品在进入当地市场后，经华商之手出售给当地居民并广受好评，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商品就已在爪哇等地确立了牢固的市场地位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荷属东印度华商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但无法扭转当地居民对日本商品的严重依赖，只能采取折中的方式进行片面抵制，一边拒用日本的银行、轮船和仓库等设施，一边改由荷兰商人处继续购进日本商品销售⑥。这种现象可谓是荷属东印度华侨在爱国情怀与现实生计之间做出的无奈妥协。

第二是荷属东印度当局的严厉管制。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荷属东印度当局经常审时度势地采取临时手段打压华侨，故日本认为其态度堪称“友善”⑦。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当局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明。日本判断，这是因为荷属东印度当局起初对不断扩大战争的日本感到厌恶和恐惧，故其对领内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是：只要不影响社会治安便置之不问。直到其眼见“抵制日货运动”已经高度组织化并出现暴力行为时，才出于担心酿成对日外交事件而采取措施压制⑧。随后如限制外国人入境政策等，便是为了阻止来自中国和马来半岛的抗日宣传人员入境;又如向新加坡派驻荷属东印度移民官员之举，则是出于预先调查和管控企图非法入境者的目的⑨。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向来肇始于新加坡，然后才在包括荷属东印度在内的其他地域渐次铺开⑩。

第三是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抗战态势的不满。日本认为，“以南京陷落为转折点，荷属东印度的抵制日货气势逐渐冷却，及至接连战败的实情渐渐分明，他们便哀叹本国败北，对蒋介石政权的前途绝望，又开始专注于个人生意”（11）。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内战局不利对荷属东印度华侨的爱国行为带来不良影响。如有侨刊称：“这里有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当祖国战局发展到武汉陷落后的时期，没有深刻认识的侨胞，不免动摇了抗战胜利的信念;这时期荷属出钱运动曾一度陷于相当冷静，比如：月捐数量的减少，钱筒队的沉寂，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在那边大部分的职业青年及劳工者，他们都是十足爱国者，是非资本家所得与比拟的”①。从这段文字可知，因中国战局不利而流失的荷属东印度义捐群体，主要是当地华侨中的资本家，亦即与日本商品直接发生利益关系的华商群体。当地华侨进行抗战捐款及其买入中国政府公债的行为又与“抵制日货运动”的起伏大体同步②。由此推断，在中国南京和武汉相继沦陷后，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确实进入了比较消沉的状态③。

第四是受到私人经济利益的驱使。日本有分析称：“‘七·七事变发生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下跌，荷属东印度正处于相当不景气之中，但是1937年荷属东印度对日本商品的订货量却因上一年的好景气而增加约两成。于是从1937年下半年荷属东印度市场的购买力因受不良经济环境影响开始明显减退后，产生出相当多的库存积压，尤以棉布等商品最为显著，因而以爱国为口实希望有利地处理各种滞销品的商业意图或多或少存在。为了处理手上的货物，如果使用解除合同、拒绝交易和延期支付以等待市价回升等手段，则对其颇为有利。但随库存逐渐减少，从1938年2月起便出现零星的日货交易，4、5月后逐渐好转。所以根据大藏省的贸易统计，从1938年10月开始，日货对荷属东印度的出口又回归正常了。”④ 此外日本还认为，每年的7—9月是印度尼西亚本土物产的上市期，也是在一年当中当地居民购买力最强的时间，且11月是穆斯林的新年，为此需要在10月之前预备好售卖的商品。故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迟至1937年9月底，才陆续有荷属东印度华商团体出面呼吁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在“抵制日货运动”最为激烈的1937年10月至次年1月末，正是穆斯林新年过后当地居民购买力最低的时候，同时也是商业活动最为闲散的时节。1938年3月又将是当地物产上市、当地居民购买力再度提高之时，同时华商库存恰已耗尽，故而从1938年2月起，当地华商便议定缓和“抵制日货运动”⑤。

四、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下表1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荷属东印度出口额的变化趋势。

从表1的数据可知，日本商品的销售额从1937年8月起每况愈下，至次年1月跌至谷底，此后虽然缓慢恢复，但始终没有达到1936年下半年的均值水平。可见，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造成日本对荷属东印度出口贸易急剧衰退的直接原因。虽然从总体来看，此次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至少在1937年下半年，这场运动是造成日本商品滞销的主要因素。1938年，日本商品在荷属东印度进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上年的25.4%骤降至15%，同时期在该地与各国间的进口贸易中唯有日本商品份额出现了明显下滑。对此荷属东印度当局认为，这主要是由领内经济疲软及1938年年初荷属东印度日本商品出现大量存货所致，并指出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后出现的原料供应困难也是造成日本商品丧失海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日本方面则更为详细地分析道，此时纺织品之外的日本商品对荷属东印度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因实行战时体制而导致的出口困难。在纺织品领域，主要阻力则来自于日本商品在荷属东印度市场积压了大量存货，这直接导致1938年上半年日本对荷属东印度棉布出口量大幅度减少，至于当地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则只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并非依靠以上数据便能完全解释。一方面，由于荷属东印度华侨身为外国侨民，且华商多是批发商及零售商，因此对截断荷属东印度与日本之間的进出口贸易而言的确力不从心②;但另一方面，在日本商品零售领域，由于华商的运营成本和生活成本比当地日商低，故而华商出售的日本商品价格竟能够低于日商，因此吸引大批原住居民光顾③，“抵制日货运动”的实际效果也正体现于此。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商对日商发起的抵制和竞争，爪哇日本零售商的销售额平均减少一成，其中在华侨聚居区域活动的日商，其销售额甚至减少三至四成④。因而即使当地有组织的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在1938年年初已停止，但随时间推移，当地因经营困难而倒闭的日本商店却越来越多⑤。在1939年9月于日本东京举行的“南洋经济恳谈会”上，爪哇日本零售商在陈述自身处境时，更坦陈其营业额已减少至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4乃至1/5，维持生存已十分艰难⑥。

结 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商品在东南亚逐渐风靡并成为华商采购和销售的主力商品。但受中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影响，东南亚华商与日本商品之间的共生关系也遭到破坏，并呈现出复杂面相。这在荷属东印度便表现为华商既不断抵制日本商品，又无法与日本商品彻底切割开来的矛盾状态。在此过程当中，日商进行了顽强反制，意欲利用华侨“抵制日货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市场空白，趁势独自开辟日本商品进口、批发及零售渠道。虽然日方的图谋并未实现，却切实削弱了当地华商“抵制日货运动”的持久性和影响力。

荷属东印度史上规模最大且最具组织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此际当地华侨面临的障碍远较从前复杂。因华商仍然无力摆脱对日本商品的依赖，日本商品倾销亦无法脱离华商贸易网络，故而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场运动的抵制对象最终从“日货”演变为日商。

虽然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华侨的 “抵制日货运动” 不久即陷入消沉， 但日本仍然承认其在面对此类运动时所能够采取的反制手段十分有限，即使此时日商开始有计划地染指当地的日本商品批发与零售行业，也完全无法与华商势力抗衡。故其认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便是谋求妥协， 即所谓与华商“心意相通”①。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 日本则有更加狠辣的用心。据其判断， 在东南亚各地但凡广东华侨聚居之处， 其 “抵制日货运动” 也会较为激烈， 如巴达维亚就在此列②。于是，日本将中国广东视为华侨抗日及抵制日本商品行为的幕后策源地，并提出如欲根除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本商品行为，唯一办法便是入侵并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进而在扶植伪政权并设立伪侨务委员会之后，于汕头、厦门和海口等主要侨乡设立分支机构，方能有望实现影响东南亚各地侨团并扭转华侨抗日立场的目的③。

（责任编辑： 周中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历史系

①据不完全统计，从日俄战争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展开多项调查，以此为基础的出版物多达400余种。其中，长篇调查报告100多种，短篇调查报告300多种。1968年以来，日本陆续公开此类调查资料，分别收录在《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出版）、《现代史资料》（三岭书房出版）、《南方资料丛书》（青史社出版）、《南方军政关系史料》（龙溪书社出版）和《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龙溪书社出版）等大型历史文献集中，总计200余种。参见张坚：《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28页。

①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编：《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页;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346页。

②据日本驻巴达维亚副总领事三好俊吉郎介绍，荷属东印度华侨与泰国或马来亚华侨相比更加富裕，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与很强的经济势力。当地华侨中从事苦力、车夫和佣人等底层职业者极少。因此可以说，当地华侨的经济力量在东南亚各地首屈一指。参见（日本）东亚研究所：《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2～3页。

③亦有华侨从事进出口业务，但人数不多。其中的进口商主要经营大米生意，兼营大豆、食品及日本商品贸易等。出口商則主要从事砂糖出口。参见（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华侨的现势》，东京：通商局第二课，1935年版，第123页。

④日本相关人员对抗战前荷属东印度华商曾作如下描绘：当地华侨的职业大多为商人，如贸易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在爪哇岛旅行时让人吃惊的是，大都市中设有富丽堂皇的唐人街，其中大商人与欧洲人居住同样的宅邸。而若去往山间和海滨的小村落，可以说，只要有10间以上房子相连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国零售商。参见（日本）神田正雄：《南洋的中国人》，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1926年版，第12～13页。

⑤（日本）明石阳至：《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下）》，《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4期，第71页。

⑥（日本）明石阳至：《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期，第70页。

⑦⑨（日本）竹井十郎： 《阻害我南洋贸易的华侨的真相》， 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1932年版，第37页，第42页。

⑧（日本）华南银行调查课：《兰领印度商业界的华侨》，中国台北：华南银行，1942年版，第54页。

①③⑩（日本）东亚研究所： 《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

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7页，第7～8页，第9页。

②《申请与兰领印度直接交易》， 《时事新报》1928年11月27日，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新闻记事文库·日本的对外贸易（24-36）。从1929年起，日本南洋协会即向荷属东印度各地派遣一批商业实习生，其任务是在当地修习一定年限后，独立开设并经营零售商店。参见《帝国对外经济发展策略关系杂件 第一卷4 对荷兰（含附属领地）/6 邦人杂货小卖店增设关系（含百货商店） 昭和7年9月》，东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08060529200。

④（日本）小林新作：《华侨之研究：中国民族的海外发展》，东京：海外社，1931年版，第328～329页。

⑤《低廉的日本品拯救土人的生活》 ， 《台湾日日新报》1934年4月29日，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新闻记事文库·东南亚经济事情（7-114）。

⑥（日本）井出季和太：《南洋与华侨》，东京：三省堂，1941年版，第128～129页。依照1930年度荷属东印度人口调查，当地总人口为6000万人，而在5700万当地居民中约有4200万人生活在爪哇，其余分散在外领。荷属东印度华侨共约123万人， 其中有58万人居住在爪哇， 65万人生活在外领。白人约有24万人。参见（日本）福田省三： 《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 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 东京： 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 第406页。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 荷属东印度各地的日本人总数仅为7000人左右。参见（日本）拓务局南洋课： 《中国事变下南洋华侨的动向及其影响》，东京：拓务局南洋课，1938年版，第5页。

⑦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荷属东印度“抵制日货运动”最激烈的地点有： 加里曼丹岛的坤甸、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及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参见（日本）华南银行调查课： 《兰领印度商业界的华侨》，中国台北：华南银行，1942年版，第56页。

⑧（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兰领印度的华侨》，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1940年版，第371～372页。

⑨《三年来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救亡运动》，《战时华侨》第1卷第2期，1940年8月，第11页。

①（日本）拓务局南洋课：《中国事变下南洋华侨的动向及其影响》，东京：拓务局南洋课，1938年版，第42～43页。“国货运动”虽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因中国正遭受战乱，故未能如愿打开荷属东印度市场。1937年，荷属东印度市场上的中国商品进口额只占日本商品进口额的8%，1938年为当地此次“抵制日货运动”期间日本商品进口额最低的年份，中国商品的进口额也仅占日本商品进口额的11%。可以说，中国商品完全无法取代日本商品在荷属东印度市场上的支配性地位。参见（日本）福田省三：《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411～412页。

②（日本）高屋为雄： 《南洋华侨事情》 ，出版社不详，1938年版，第114～115页。

③此前巴达维亚华侨发起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被日方视为“有名无实”，因为只要想其他办法，日本进口商就能与华侨继续做生意。参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兰领印度的华侨》，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1940年版，第379页。

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兰领印度的华侨》，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1940年版，第373页。实际上，在1938年上半年，巴达维亚华侨为强制华商抵制日本商品而采取的暴力措施仍会零星发生。如在当年3月，巴达维亚某华商寓所发生的乌油粪涂门事件就是对该华商刚领到100箱日本士麟鱼而进行的报复。参见《荷属各地坚决抵制仇货》，《华侨动员》创刊号，1938年3月，第16页。

⑤《荷属各地坚决抵制仇货》，《华侨动员》创刊号，1938年3月，第16页。

⑥（日本）福田省三：《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412页。

①②（日本）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调查课： 《中国事变与华侨》 ，中国台北：台湾拓殖株式会社，1939年版，第100页，第57页。

③（日本）村井熏雄：《列国的对华投资与侨汇》，东京：生活社，1940年版，第171页。

④（日本）福田省三：《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406页。

⑤（日本）白石源吉：《关于南洋印度等地中国人排日货报告》（日文），东京：通信调查会，1939年版，第46页。荷属东印度进口的日本商品中约有80%被爪哇岛居民消费。参见（日本）竹井十郎：《阻害我南洋贸易的华侨的真相》，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1932年版，第41页。

⑥⑧⑨⑩（日本）东亚研究所：《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13～14页，第19～20页，第9页，第6页。

⑦（日本）竹井十郎：《阻害我南洋贸易的华侨的真相》，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1932年版，第39页。

（11）（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兰领印度的华侨》，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1940年版，第375页。

①《三年来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救亡运动》，《战时华侨》第1卷第2期，1940年8月，第11页。“钱筒队”指由荷属东印度各地救灾会发给当地华侨中小学生及职业青年钱筒，后者则每天挨户向人求捐的义捐方式。

②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兰领印度的华侨》，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1940年版，第375页。

③另据亲历荷属东印度“抵制日货运动”的华侨回忆说：自1938年起，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且攻击友军，因而被视为“假抗日”。各地华侨于是进行秘密募捐，通过香港直接汇给八路军及新四军。这大概也是1938年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抗战捐款数额减少的原因之一。参见《融侨史》编写组：《融侨史资料》第一辑，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97年版，第96页。

⑤（日本）东亚研究所： 《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9～10页。

①本段内容引自：（日本）福田省三：《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412～414页。

②由于荷屬东印度在华商之外，还存在阿拉伯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族群的批发商及零售商，故日本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华商进行倾销，这便给当地华商带来巨大的商业压力。除了尽力抵制日本商品进口，当地华侨还对荷属东印度物产面向日本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抵制。如“七·七事变”后不久，因荷兰某航运公司船只欲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往日本，船上的75名华侨海员便宣布集体辞职，却因此遭到当局羁押。后此事引起中华民国政府关注，在通过外交部向荷兰政府提交正式抗议后，始获该公司道歉、放人。作为此事件的连锁反应，该公司另外4艘船上的158名华侨海员联名辞职并返回中国。参见《荷轮华海员抗日辞职 拒搬军火运日 一五八人归国》，《申报》1937年11月8日，第6版。但此类事件似乎并不常见，且亦未见当地华侨运用其他有效手段阻碍荷属东印度物资对日出口。

③（日本）东亚研究所： 《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14页。

④（日本）福田省三：《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之研究》，东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415页。

⑤（日本）东亚研究所： 《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15页。

⑥日商陈述其面临的困境共有5项：一是经济危机造成荷属东印度当地居民购买力减退， 并导致日商营业额剧烈下滑; 二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两年余时间里，华侨持续进行“抵制日货运动”;三是欧洲战乱导致荷兰顾客购买力萎缩;四是荷属东印度的入国限制政策导致店员不足;五是荷属东印度对日本商品的进口限制。并呼吁日本政府通过融资来拯救荷属东印度日商中的300余名零售商。参见（日本）南洋协会：《南洋经济恳谈会报告书》，东京：南洋协会，1940年版，第346～347页。

①（日本）华南银行调查课：《兰领印度商业界的华侨》，中国台北：华南银行，1942年版，第54～55页。

②（日本）东亚研究所：《关于南洋华侨 三好俊吉郎氏讲演》，东京：东亚研究所，1939年版，第17～18页。

③（日本）高屋为雄：《南洋华侨事情》，出版地不详，1938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