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抒情的转型
杨牧与余光中一样,同属“五项全能”高手,诗歌、散文、翻译、评论,样样了得,还兼擅编辑出版,作为文坛典律化中坚,两次荣登台湾十大诗人榜单,实至名归。《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的编者基本采用叶维廉的评语:“杨牧是位‘无上的美的服膺者,他的诗耽于美的溢出——古典的惊悸,自然的律动,以及常使我们兴起对古代宁静纯朴生活的眷恋。”【张默、张汉良、辛郁、菩提、管管编选:《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编者话,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他创作的产量也与同余光中一样惊人,半个世纪单是诗歌已逾千首,散文集近20部,营造了秾丽婉转的诗风。
值得注意,1972年发表《年轮》,叶珊改笔名为杨牧,意味着他的“转型”。在热切拥抱西洋浪漫诗歌(济慈、叶芝为主),深受前辈徐志摩、覃子豪的“洗礼”,以及初吻了边缘的现代主义之后,杨牧执着地表明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虽然早于16岁就决定委身于诗)。他的文思、情采、修辞、美典,是被中西诗学浸淫了一大通之后的愈加坚定,自觉规避彼时“偏西”移植的风头,而审慎做出某种纵向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初期,诗坛掀起一股叙事风潮,杨牧“抢得先机”,将原本的深度抒情与单线叙述交汇一体,变奏出一种“独白戏剧体”,这不仅成为他个人范式的一个重要亮点,也为百年新诗的发展积淀一份财富。
固然,半个世纪前,长篇叙事的兴起与《中国时报》连续四年重金奖掖、发行数百万份大有干系,但不能忽略的内在原因是,浓厚的抒情模式似乎已经“到头”,应该有所革新,不宜一条道走到底;个人化的抒发也不应该完全占据一己悲欢,而应更多让渡于“反映现实,记录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