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的小说享誉海外,伴随其作品的却始终是评论界的争议。她难以被研究者定义,是无法被归纳的“尴尬的存在”。【赵黎明:《“无法归纳”的写作:论虹影小说的边缘性特质及文学史意义》,《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她擅长从自身的性别立场出发,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其作品多有跨文化视角下反思“现代性”的文学内涵。在她的创作谱系中,除去如《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一类取材作家本人真实人生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外,另一类则是凭借她曼妙的想象力杜撰出的异域传奇,如《K-英国情人》、《阿难》(后更名为《走出印度》)、《罗马》等。作家强烈的女性主义诉求,使欲望书写成为其重要的小说母题。虹影借欲望书写反思现代性话语,通过反转家庭伦理、再现神秘主义,以反现代性的策略建构“虹影式”的另类现代性。这种“虹影式”的另类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采式反道德传统的两性关系书写、巫术宗教等神秘主义构建下的反叛美学特征和对解构“现代性”之“非理性”的再解构。
一、反传统道德的“尼采式”外衣
启蒙现代性(Modernity of Enlightenment)的本质是理性主义,它让“人”发现自我与个体价值,但发展到极致的启蒙话语,却逐步走向理性本体的自我异化,成为一种“退步了的新的欺骗形式”。“人”沦为“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形而下的道德规范沦为禁锢人性的枷锁。
道德作为常规概念上对规则和法律的服从,自康德后沦为个体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律”。然而,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对道德指令的服从很可能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