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均衡视角下北京城区课内外通学行为研究

赵海宇 窦晨晨 谌丽

[摘 要]  教育均衡從强调教育“基本均衡”到追求“优质均衡”，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不仅影响到教育本身的公平性，也会影响到未成年人的通学行为选择，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利用核密度、最近邻指数分析北京城区中小学、重点中小学及课外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未成年人在参加课内、课外教育时的通学行为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北京城区内重点中小学和课外辅导机构均呈集聚分布，并且课外辅导机构的布局倾向于围绕重点中小学分布。2）各城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未成年人跨区通学，通学距离长，小汽车或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成为未成年人通学方式的主流。3）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增加，入学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名师”的追逐效应，课内课外通学距离显著增加。4）高收入家庭更愿意选择小汽车通学方式，且相比于课内通学方式，在课外通学方式中有更多人选择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

[关键词] 教育均衡;通学行为;通学方式;未成年人

[中图分类号] G 5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0310（2021）04-0056-11

A Study on the School Travel Behaviors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Balance in Urban Beijing Area

ZHAO  Haiyu， DOU  Chenchen， CHEN  Li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From emphasizing the “basic balance” of education to pursuing “quality balance”，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bala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ffects not only the fairness of education itself，but also juvennilesschool travel behavior and the choice of school travel mode， and ultimately affects the rationality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uses kernel density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ex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fter-school tutoring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And on this basi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on the parents of juveniles to analyze their school travel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in-class and after-school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Ke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fter-school tutoring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are clustered， the layout of those institutions tend to be distributed around the ke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 The imbalanc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in each urban area leads to juveniles cross-district school travel and long school travel distance in Chaoyang District， Fengtai District and Shijingshan District. Cars or mixed travel mode including cars have become the juveniles mainstream school travel mode. 3） With the increase of juveniles age， the impact of enrolment policy， and the chasing effect on “famous teachers”， the in-school and after-school travel distance of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4） High-income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chool travel mode of by car.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in-school travel mode， more people choose to travel by car or by mixed travel mode including by car for the after-school travel mode. Therefore， stronger policy guidance is needed to balance educational resources， starting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basic education and “shadow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balance;School travel behavior;School travel mode;Juveniles

0 引言

均衡教育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方向性要求，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内核，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内涵不同。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时候，人们只是单纯地追求获得教育，教育资源丰富后，就开始追求优质教育。国外关于基础教育均衡的研究集中在对基础教育均衡的理解和教育均衡水平的衡量等方面[1-2]，并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OECD教育指标体系[3]。此外，国外学者通过对比日本不同国籍未成年人的基础教育情况发现不同国籍未成年人的入学率差异是由人、社会和区域资本驱动的[4]，并提出基础教育质量是影响教育均衡的重要因素[5]。国内在基础教育均衡领域研究众多，对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布局及可达性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6-7]，并提出教育设施应当以社区为基本单元来配置[8]，与居民需求相匹配[9]。21世纪以来，课外教育在亚、非、拉地区迅速发展，研究者们将其称为“影子教育”并进行探讨[10-11]。目前，“影子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影子教育”进入机会的不公平现象及未成年人参加“影子教育”的社会经济差异。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差异导致学生参与课外教育机会的阶层化差异，富裕家庭和精英学校的学生有更多机会且愿意参加课外教育[12-15]，这大大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现象。

教育均衡经常和城市空间结构联系起来，一方面，空间均衡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教育均衡还将影响居民通学、择局等空间行为。一般来说，通学半径越大，则可供选择的教育资源就越多，而小汽车作为最高效的通学方式就成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首选[16-17]。在教育均衡理想化的情况下，应以步行、骑行等积极通学方式为主，如果教育资源分布越不均衡，则以小汽车为主的消极通学方式比例会越高。通学出行有明确目的地与出行链，空间尺度集中在居住地、学校及二者之间的路径空间环境上[18]。国外有关未成年人通学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美国居民出行调查中就已经包含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9]。研究内容多以未成年人健康为导向，发现未成年人通学出行方式呈现出由步行、自行车为代表的积极方式向以小汽车为代表的非积极方式转变的趋势，认为积极交通方式的减少是造成未成年人体力活动下降进而导致肥胖比率增高的因素之一[20-21]。此外，随着城市规模扩张，通学方式的多样化，未成年人的通学距离也不断加大。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影响未成年人通学出行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文化观念的差异、未成年人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的出行模式、父母对于未成年人出行的态度、出行距离、建成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均会影响未成年人通学行为 [22-25]。我國对未成年人通学出行的关注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学路的优化改造。交通和城市规划领域针对学校周边非积极方式通学出行的显著增加，提出了通学路优化改善的相关对策[26-27]，并基于未成年人健康安全和独立活动性视角，提出适宜设计未成年人通学路以助于未成年人友好城市建设[28]。二是未成年人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指出建成环境和通学距离是影响香港学生步行通学的主要因素，人口密度越高、通学距离越近学生更愿意选择步行通学[29]。父母的行为意向、时间和通勤成本会影响未成年人通学方式的选择[30-31]。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很少对中小学课内通学方式和课外教育通学方式进行分类研究。

本文聚焦教育均衡的热点话题，研究北京城六区内基础教育和课外教育的分布，并对课内课外不同的通学行为分化进行研究。首先利用核密度分析与最近邻指数探究学校与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分布情况，然后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0～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本文简称“未成年人”）的家长，目标是从家长的视角，收集未成年人课内外通学距离、通学方式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数据。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北京城区中小学与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2）中小学与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的分布如何影响未成年人课内外通学方式选择？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特别关注优质学区的影响，以检验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分布是否更倾向于向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集聚，从而加剧了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1 分析框架

通学方式的选择不仅考虑通学距离、时间与经济成本，还会考虑影响未成年人安全、未成年人健康的建成环境特点，其中，通学距离与教育资源的分布直接相关。如果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与教育质量在空间上均衡，则未成年人课内通学距离会很短;反之，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或教育质量在空间上不均衡，则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会增加通学距离。同样，如果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与教育质量在空间上均衡，课外辅导需求降低，那么课外通学的距离也会减少。如果基础教育资源分布或质量在空间上不均衡，会以增加课外辅导的方式来弥补无法获得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使课外辅导需求增大，那么课外通学的距离也随之增加。因此，学校的空间分布、学校质量及课外辅导机构的空间分布会影响通学距离，进而导致通学方式的差异性。此外，国内外研究显示，未成年人的自身特征、家庭及其成员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均会影响未成年人通学方式。未成年人的性别、年龄差异会导致通学方式的不同。在美国，女性学生选择采取非机动化方式通学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年龄越大的学生选择采取非机动化出行方式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可能性更大[32]。未成年人通学出行也极大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小汽车拥有量、父母通勤特征等。通常情况下，高收入家庭会更倾向于使用舒适度较高的小汽车通学，因此通学出行研究对象应涵盖未成年人和其家庭[33]（见图1）。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中小学分布的POI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政务网站，教育辅导机构的POI数据来源于大众点评网。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问卷星”网络调查平台，于2020年11月向北京市家中有学龄前及中小学生的城区常住居民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未成年人家长，目标是从家长的视角，了解未成年人课内外通学方式与距离及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关系，共收集了304份有效问卷作为分析样本。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样本容量304，误差范围 0.05，概率保证度0.989 8。简单不重复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 是待求的抽样样本数;△p是误差，本文定为0.05;N 是全部样本的数量，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20—2021学年度教育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北京城六区在读的学生数量约为890 000人;p为具有某种性质的样本比例，此次调查为北京市学籍为城六区的学生家庭，故受到明显影响的样本比例约为17%;t为概率度，在98.98%的概率保证下，t =2.32。n=2.32×2.32×0.17（1-0.17）×890 000/[890 000×0.05×0.05+2.32×2.32×0.17（1-0.17）]=303.68。

2.2 研究方法

2.2.1 核密度

核密度分析是研究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34]。核密度分析可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本文将北京城六区中小学及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POI数据引入到ArcGIS 10.5中，

据其坐标点信息来绘制北京城区中小学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北京城区重点中小学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北京城六区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空间分布核密度图，以此来表现北京城区基础教育资源、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及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揭示其空间集聚规律。

2.2.2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是通过测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与其最近邻公共服务设施距离的平均值，如果该平均值小于假设随机分布情境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平均距离值，则为空间集聚分布;大于随机分布的公共服务设施平均距离，则为空间分散分布;等于随机分布的公共服务设施平均距离，则为均匀分布[35]。最近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NNI为最近邻指数;为观测学校或课外辅导机构点要素最近邻距离的平均值;为学校或课外辅导机构点要素的期望平均距离;n为学校或课外辅导机构点要素的数量;A为研究区面积。近邻指数小于1，所表现的模式为聚类;近邻指数大于1，则所表现的模式趋向于离散或竞争。指数越小，聚类程度越大。

3 结果分析

3.1 北京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异

针对北京城区全部中小学、重点中小学与课外辅导机构的空间分布情况分别进行核密度和最近邻指数分析。根据图2和表2可以看出，北京城区中小学分布总体较为均衡，最近邻指数为0.702，在空间上并未形成显著的聚集现象。但是，重点中小学最近邻指数为0.497，在空间上聚集程度较高，集聚布局在二环内至三环内，集聚程度较高的集聚核心区为西城区、东城区东北部、海淀区中关村街道、朝阳區望京街道以及石景山城区中心。

北京市的课外教育机构众多，课外辅导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集聚现象，最近邻指数为0.405，集聚特征呈现出二环内至四环内的环状集聚，与北京优质中小学分布具有一致性，并在环状集聚带外围分散着多个集聚核心。其中，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空间集聚度最高，其次为朝阳区望京街道、西城区、东城区与朝阳区的交界处等。集聚带外围的集聚核心区分布在石景山区与丰台区的中

心地带。总体来说，课外机构比基础教育的集聚程度更高，明显呈现“抱团取暖”现象，这是因为未成年人的课外辅导通常需要在多个机构完成，而各辅导机构优势学科不同，例如新东方和学而思的北京总部在中关村相距不到400 m。

3.2 通学行为调查分析

3.2.1 跨区就学情况分析

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将会导致未成年人通学距离增加，甚至出现跨区就学的现象。表3显示了北京城区内未成年人居住地所在区与学籍区

的关系，其中有67.77%的未成年人居住地与学籍所在区域一致，32.23%的未成年人居住地和学籍不在同一个区。从表3中可以明显看出东城区、西城区与海淀区未成年人居住地与学籍区基本一致，而居住地在朝阳区、丰台区与石景山区的未成年人其学籍区还包括海淀区及其邻近城区。这是因为东城区、西城区与海淀区内集聚着重点中小学和课外辅导机构，居住在其内的未成年人在居住地所在区内就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通学距离的范围仅涵盖在本区内。而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内重点中小学不多，导致未成年人会选择到邻近的东、西城区及海淀区跨区通学，以获得优质教育。

3.2.2 通学距离与方式分析

在问卷中对样本的课内通学距离、课内通学方式、课外通学距离、课外通学方式4个变量进行了询问，分析课内外的通学行为是否有显著的差异。表4显示课内外通学距离基本都集中于6 km之内，其中课内通学距离在3 km以内占比最高，达到了47.70%;课外通学距离在3～6 km占比最高，为39.14%;在7～10 km，课外通学距离的占比高于课内通学距离;在10 km以上，课内通学距离的占比高于课外通学距离。这说明，基础教育还是主要以“就近入学”为主，而选择课外辅导机构时，大多数家庭会扩大通学距离以选择优质机构。

0～6岁的学龄前儿童与6～12岁的学龄未成年人在通学行为上有明显差异，0～6岁学龄前儿童完全没有独立的通学能力，通学行为完全依靠育儿家庭的情况，且对课内外的学习需求相较于学龄的未成年人来说不算刚需，故0～6岁的学龄前儿童在通学距离超过6 km后数量骤降，而学龄未成年人无论是课内外，通学距离超过6 km之后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数量。远距离的通学行为更追求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考试的竞争越激烈，对优质的课外辅导选择越多，距离的远近不再成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在通学方式方面，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通学，均以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为主，其

在课内通学方式中占比54%，在课外通学方式中占比67%，均超过了一半以上的家庭。相对而言，课内通学选择步行、自行车或电动车、公共交通这类积极通学方式的家庭占比高于课外;课外通学选择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的消极通学方式占比更高，如表5，表6。

对课内外同样距离的出行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相同的距离下，课外通学选择小汽车或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的占比都要高于课内通学。推测这是因为未成年人出行受到家庭、建成环境等有关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相较于学校，课外辅导机构环境可能更杂乱，且没有同行的同学，担心安全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课外辅导

大多安排在放学后或周末，父母有时间接送子女，因此小汽车出行的比例更高。

3.2.3 子女因素对通学方式的影響

根据表7，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课内通学距离显著增加。其中有62.4%的小学生课内通学距离在3km以内，课内通学距离近，是因为受到划片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受到小升初对口学校的政策影响，有65.4%的初中生课内通学距离在6km内，课内通学距离较近。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增长，课外通学距离增长较为缓慢。在初高中阶段，选择远距离课外辅导机构的家庭占比明显增加，由于对“名师”的追逐效应，更多家庭选择扩大通学距离，以便进入名牌辅导机构，得到名师辅导和更多的课外辅导（表8），此现象也验证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

在未成年人年龄对课内外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中（表9），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育，在所有年龄段中选择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的占比总是最高的。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增长，课内通学方式中选择小汽车通学的家庭占比有所下降，有部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因通学距离较近选择了步行，而部分高中生因通学距离增加选择了公共交

通。在课外教育中部分初中生和高中生会选择公

共交通。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人的活动独立性增强，安全意识增强，不再选择家长小汽车接送，会尝试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或电动车通学。

3.2.4 家长因素对通学方式的影响

在样本中，家庭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下的家庭，课内外通学方式会选择以公共交通为主。当家庭月收入超过3万元时，课内外的通学方式转变为以小汽车或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为主。家庭条件越好，越能给未成年人提供更舒适、便捷、高效的通学方式。尤其是在课外通学方式的选择上，由家庭收入造成的差异就更加明显，收入越高选择积极通学方式的未成年人比例越少。表10所示为家庭月收入对于未成年人课内外通学方式的选择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教育是否均衡发展影响到未成年人的通学行为以及通学方式的选择，最终影响教育的公平性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本文以教育均衡为视角，以家长为调查对象，探究北京城六区内中小学与未成年人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课内外通学行为进行分化分析，探究影响通学方式的因素有哪些。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

1）北京城区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总体较为均衡，但优质教育资源和课外辅导机构相对集聚。其中，重点中小学集聚布局在城区内，集聚程度高;课外辅导机构显著集聚分布，呈现出二环至四环内的环状集聚，并在环状集聚带外围分散着多个集聚核心，且偏向于围绕重点中小学分布，其中海淀区中关村街道集聚程度最高。也就是说，“影子教育”追随优质教育集聚会大大加剧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2）各城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未成年人为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不得不延长通学距离，跨区通学，进而影响通学方式的变化。步行、骑行等积极通学方式的欢迎度较低，小汽车或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成为未成年人通学方式的主流。并且课外通学比课内通学的小汽车出行比例更高。

3）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增加，受划片就近入学和小升初对口学校政策的影响，未成年人课内通学距离较近。初高中阶段由于对“名师”的追逐效应和优质课外教育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稀缺性，未成年人课外通学距离显著增加，以便进入名牌辅导机构，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人的活动独立性增强，安全意识增强，会尝试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或电动车通学。但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仍是未成年人通学方式的主流。

4）家庭收入越高，越能给未成年人提供更舒适、便捷、高效的通学方式。尤其是在课外通学方式的选择上，家庭收入越高，选择步行、骑行等积极通学方式的未成年人比例越少，选择小汽车等消极通学方式的未成年人越多。相比于课内通学方式，在课外通学方式中有更多人选择小汽车和包含小汽车的混合出行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均衡对通学出行的影响十分显著，对空间结构的影响非常深远。近年来，北京市一直出台有关政策来缓解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划片就近入学、对口学校升学还是集团制办学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北京一部分的教育资源，但还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同时从基础教育和“影子教育”两方面下手。2021年7月24日，为提高教育质量，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政策颁布后，北京市各区分别公布了学科类教育机构白名单，从而控制了教育机构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大大减少了课外通学出行的频次，必将缓解因课外辅导机构“扎堆”引起的交通拥堵状况。而政府在审核教育机构资质的同时，也应当考虑教育机构的空间均衡分布，避免课外辅导机构在少数地区聚集。

本文结论补充了教育均衡研究及交通出行行为研究的相关成果。但由于数据所限，没有考虑更多家庭因素、建成环境因素对通学的影响，在未来通学行为研究方面会逐步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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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