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邵励,潘 华
史料是历史认识的起点。史料的丰寡、真伪、高下及其他品相,直接决定了一部新史的学术成色与编纂质量。[1]作为“国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宏大叙事亦必以史料工作为先、为基、为重。一言以蔽之,史料研究对于体育“国史”的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堪当体育“国史”研究与书写大任的体育史料应当追求何等学术品质,或其具有什么样的史观导向、科学属性、思想内涵和研究功用? 值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的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实践,为思考体育史料学相关重要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的具体研究工作,就此作出思考与探讨。
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具有亲历的经验性优势,更是当代人的一种历史责任。事实上,中外均有修当代史的传统。换言之,当代人一直在“写”当代史,体育史的书写同样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关新中国体育的历史记事一直与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步,在不同时期,都有优良的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成果,7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书写经历了两次以史观转向为引领的研究范式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中国体育史”取代了民国时期的体育史学术。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论逐渐取代了唯阶级论,成为中国体育史学的主流解释模式。当前,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学术转型的潮头。……